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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省志》记载，在1940年，河南的人口是3067万，1942年的人口是2789万，到了1944年，人口下降到2471万，换句话讲，在这四年间，人口减少了596万。
考虑到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战乱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加之正常的人口增减，在1942年被饿死的人数，大约在300万人。
这个数字只是国统区的，因为豫北、豫东已经被日军占据，那里的死亡数字无从知晓。在光绪三年，由于三年连续干旱，河南减少了182万人，那么为何在1942年仅仅一年，死亡数字如此恐怖？一定程度上说，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和救灾不力，是酿成惨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害之一汤恩伯1942年的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就是蒋鼎文，副司令长官就是汤恩伯。当时河南被日军三面围困，驻扎在此地的有50-100万军队，这些军队的全部给养都要河南百姓来买单。
汤恩伯被誉为四害之一，和水灾、旱灾、蝗灾并列，百姓对他的痛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汤恩伯在国统区修工事、建立营房，以治理黄河为由，大量征工征料，这些我们姑且不论，但汤恩伯部队的军纪是最差的。
灾年本应不征粮，而河南要供给的粮食和往常一样，在交完官粮之后就完了吗？非也，老百姓还得面对兵匪的抢劫和勒索。
农民的牲畜被汤恩伯的士兵抢掠一空，当然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还要被抓壮丁。即便是家中只剩下一个男人，也会被抓走，其次，抓壮丁之后家里还会被当兵的勒索，索要赎金。
换言之，如果家里有钱有粮食，或许能换回家里的男丁，如果没有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事实上，老天不下雨，地里没有粮食、加之蝗灾，穷苦人连饭都没得吃，哪里还有什么东西可给。
灾情被隐瞒？是时，河南省主席名为李培基，他是否如实上报了灾情呢？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的杨却俗，采访过刘茂恩将军，据刘茂恩说，何应钦问过“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的事，所以，刘茂恩认定李培基根本没有如实上报灾情。
除此之外，当时的河南灾情请愿团代表杨一峰，查到李培基向重庆的报告中，还有“收获尚好”的字样。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曾提及河南灾情：
“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告中央。”
蒋鼎文虽说如实上报了灾情，但由于他上报的数据和河南省政府的数据相差很大，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尽管当时粮价上涨了无数倍，但官员上报的价格还是政府限价的价格，所以，中央以此为依据，认定河南灾情不是很严重。
李培基为何要瞒报灾情？之后有人推测，李培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官位着想，不论李培基出于何种目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时河南的老百姓根本指望不上政府的救援。
饿死几百万人，却被改成1602为何是1602？这个零头，大致可以说明他们统计数字之准确，可以更有说服力。尽管国民政府无所作为，但其中也不乏为民请命之人。
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郭仲隗，见到河南的惨状，在10月30日的重庆参政会上，当着所有高级官员的面，痛哭流涕，并要求给河南百姓赈灾。
与会之时，郭仲隗拿出当时河南百姓吃的“食物”，这里面有榆树皮、草根、大雁粪等十几种，郭仲隗的举动无不让参会者动容，但蒋委员长仍然保持“讳莫如深”的态度。除此之外，蒋介石拒绝接待河南赈济会代表杨一峰，并禁止此类灾情的宣传。
河南灾情如此严重，难道他蒋介石真的不清楚？还是不相信？想必所有人心里都有数。还是那句话，不论官员们如何狡辩，最倒霉的还是河南的老百姓。
一家人服毒自尽快过年了，灾民们还盼着政府的救济粮，而事实上，赈灾却渺无音讯。在每天饿死4000人的情况下，河南的催粮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如此惨烈的环境下，官员是这样上报征粮情况的：
“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以所有贡献国家，征实购均已超过定额。”
因为农民已经没有什么粮食可以拿出来，所以征粮队就必须强制征收、逼索，民间的种子和饲料都被搜刮一空，因此而饿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仅仅许昌县，就被饿死五万人，而一些催粮的保长，天天逼死人，有的受不了压力疯掉了，有自杀的，也有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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