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女主独白(复活片段喀秋莎独白)

时间：2023-04-17 浏览：21 分类：娱乐资讯

文/马家骏

《复活》所写的穷家姑娘马丝洛娃遭到地主老爷聂赫留道夫诱奸、遗弃，以至沦落、卖淫、被诬杀人，坐监、流放，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司空见惯的事，也是资产阶级文学里写滥了的故事。但是，托尔斯泰通过这种老而又老的故事，却描绘了俄国社会的生动图画，提出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开出了所谓解决社会痼疾的极反动的药方。

(一)

托尔斯泰“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复活》也大体如此。作者在小说中愤怒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带给农民的贫困。聂赫留道夫公爵每年花销两万卢布，他母亲田庄上的的总管“刮了一大堆钱”， “买了一份好田产”，这些都是剥削的农民的血汗。而农民在断粮、欠债，还要交税款，住的“小屋快要坍下来了”， 玛尔娃领着一群孩子在讨饭……阿尼霞那个憔悴的、扭动不及毛毛虫粗的细腿的婴儿，可以说是贫困的象征。农民的贫困与被压迫分不开，农民砍了地里一棵树，就被地主的总管送进监牢喂三个月虱子，牛跑进草场，就被罚钱。托尔斯泰发出了抗议： “老百姓正在死亡……儿童大量地夭折，妇女过度地劳动，人们的营养不良……老百姓的赤贫的主要因那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老百姓的全部灾难的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那些可以养活他们的土地并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另外的人的手里，那些人凭借土地所有权，依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生活。”敢于揭发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敢于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这是《复活》超过它以前的俄国小说的地方。但是这种揭发与否定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出发的。托尔斯泰只看到农民的褴褛与消瘦，看不到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的斗争。农民在托尔斯泰笔下成了地主主张的赞助者，而地主老爷聂赫留道夫反倒成了“救世主”。鲁迅指出：“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托尔斯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是善心老爷放弃剥削，实行美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税制，把土地交还农民。恩格斯批判道：“ 亨利·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质上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派早已提出的东西。”(《美国工人运动》)这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是背道而驰的。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揭发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法律和法庭，监狱和流放所的黑暗、残酷以至整个国家机器、整个贵族统治阶级的反动。聂赫留道夫是法庭的陪审员，而被他和他的社会损害的马丝洛娃却无辜被告。这本来就是黑白颠倒的了。而审判程序呢，又是如此之荒唐，作者撕下法官和检事们的假面具，故意在渲染法庭的庄严气氛的同时，揭露他们演出的滑稽丑剧。马丝洛娃明明没有杀人，但是那位昨夜才在马丝洛娃所在的妓院玩了通宵的副监察官，为了显示辩才，轰动社会，连案情也没看，就大谈犯罪遗传论，坚持要判马丝洛娃的罪。一个法官正想着和老婆打了架，回家后如何能吃上午饭。一个法官总在耽心自己的胃膜炎，念念不忘医生让吃的药的嘱咐，也根本没听审判就同意庭长的判决，其办法是对面前随便一个什么数，是否用三除得尽。陪审员们争吵了很久，全累了。至于庭长，急着快点结束审判，好背着妻子同红头发瑞士女郎幽会。他明知马丝洛娃是冤屈的，仍然对地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受到反动司法制度迫害的不止一个马丝洛娃，还有千千万万人。如农民青年曼秀夫,老婆被酒店老板骗跑，反诬他放火烧房子，因此被关进监狱。他也是完全没罪的人，由于审判错误而定了罪。有的做了依他们想来是十分自然的事，如在地主田里、皇家森林里割草捡柴的人。可是那制定法律的反动剥削阶级认为他犯罪，也就被关进了监狱。还有护照过期的石匠、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者……托尔斯泰通过小说人物的口批判道：“法律?他先抢每一个人，窃取土地，霸占别人财产，杀死反对他的人，然后订出法律来禁止抢劫杀人。”忏悔后的聂赫留道夫也说：“依我看来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护那种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托尔斯泰通过其作品，显示出：法庭和监狱，都是反动统治阶级迫害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监狱是沙皇俄国的象征。那些劳动者和革命者，只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经济迫害、道德迫害而被监禁、被流放。监狱里乌黑、腥臭，男女混杂，上帝的圣像挂在尿桶旁边的墙上，跳蚤、虱子和细菌在竞赛，但终抵不过看守对犯人的虐待。人们遭到鞭打和杀戮。流放一节，更是惨绝人寰的描写：押解兵的刺刀，脚镣的叮当声，烈日，尘土，拥挤，孩子的哭喊，昏厥和死亡。流放途中，一个女犯人要生孩子,没人照看。另一个女犯人死了，押解兵强迫她丈夫放下怀抱的女孩戴上手铐，孩子抱着父亲的腿号啕大哭，……作者控诉道：“所有这些人的被捕、监禁、流放，其实并非因为他们侵害了了什么正义，或者犯了什么法，只不过因为他们妨碍官吏和富人享用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搜括来的财产罢了。”

与人民的贫困、受迫害相对照，托尔斯泰不是仅仅揭露个别的法官，而是直指沙皇国家机器，批判了整个官吏、贵族阶级。副省长玛斯列尼柯夫是个虚伪而残酷的官僚。前任大臣查尔斯基“能奉承别人到低声下气无所不止的地步”。这个反动家伙“在见解上只能勉强够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水平”。大理院大法官渥尔夫自认“正派”，却霸占了妻子及姨妹的全部财产，在波兰当总督时，残杀不少人，把千百爱国者监禁和流放。其他的大法官如贝、司柯佛罗德尼柯夫都是无原则、爱金钱、搞阴谋的能手。要塞司令克里格斯冒特男爵的功绩是在沙皇政府向高加索推行殖民政策时，杀了1000多人。这个四肢僵硬、有一对没光彩的眼睛的丘八，纯是一部粗鲁的军国主义机器。塞列宁在大学时代还口口声声“为人类服务”，一当上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彼得堡的官僚世界就是由这样一群杀人犯、贪污犯、赃官、骗子组成的。他们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也就统统是寄生虫、吸血鬼和刽子手。聂赫留道夫未婚妻米西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只知道嫁人。她父亲柯尔查庚公爵，过去当省长时常常无缘无故鞭挞给绞死许多人。他有一张“红验，以及贪吃的、啧吧得挺响的嘴唇，塞在坎肩里的食巾上面的肥脖子”。他的老婆索菲亚·华西列芙娜是一位“躺在床上的夫人”，吃滋补的饭，露着长牙齿，仍装得很年轻。暗地里与家庭医生私通。贵族妇人玛丽叶特经常出入剧院，生活腐败，表面是高贵的将军夫人，实际内心肮脏，她卖弄风情放荡淫逸，比马路上的妓女还要恶劣……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写的官僚、贵族，全部是反动的、腐败的寄生虫。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与无产阶级的批判不同，他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列宁指出：“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托尔斯泰对反动的国家与司法的抗议，并不是要鼓励人用暴力去推翻反动制度、打倒剥削阶级，而是用恐怖而阴森的图景，用一群吃人魔鬼的画像，去感动那些现实的官吏与贵族。托尔斯泰的批判导向脱离政治，他向“精神”呼吁，认为，每个人(包括官吏与罪人)都放弃暴力和作恶，贵族放弃剥削，平民化，天下就会和谐而太平。在写《复活》时，托尔斯泰在《论现有制度》一文中也对俄国的政治、国家与司法机构持了全然否定的态度：“现有的生活制度应该毁灭……竞争的制度必须取消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取消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制度……总之一句话，暴力必须取消而代之以人与人之间自由和爱的团结。”托尔斯泰企图通过“不用暴力抗恶”的办法，“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尽管这种天真幼雅的空想是“社会主义”的，但如列宁说的：“就其内容来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复活》就宣传着这种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和超阶级的“爱”。

托尔斯泰不仅否定沙皇俄国的经济基础、国家与司法制度，而且强烈批判了它的精神支柱——东正教教会。《复活》揭露了官办教会的虚伪性。那些神职人员，从神圣宗教院院长托波罗夫到一般神甫，全是反动统治机器上的齿轮。他们打着“积德行善”的旗号，配合着监狱、警察、特务对人民的统治。他们迫害无神论者，也迫害别的教派。不管对联合派或非圣灵派，只要不合东正教的信仰，先是训斥，后是审判，或者拆散其家庭予以流放。其实这些神职人员并不信自己那一套，他们看待其维护的宗教“就像养鸡的人看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一样”。他们之所以唱赞美诗，领人作祷告，只是按规定信仰，为的借此得一笔收入好送儿子上大学。监狱长与看守长之所以信宗教，是因为沙皇本人相信，而且信仰可以维护他们的残酷的职业，干了坏事好心安理得。监狱教堂祈祷一节，不啻是一幅讽刺漫画。反动派一方面把犯人钉上手铐脚镣，一方面又用宗教来安慰他们的灵魂。托尔斯泰写道：“几个没有剃光头发的人，非常荒谬、自信、不学无术，满身绸级呢绒，挂着镶宝石的圣母像，称为大僧正或者总主教，另外还有成千上万个没有剃光头发的人，野蛮而奴隶般地顺从前面说的那几十个人，专门在举行这种圣礼的幌子下欺骗和掠夺人民。(《教条神学批判》)列宁分析托尔斯泰的批判教会时说:“他对国家、对警察和官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的要求里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僚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由于托尔斯秦对教会的攻击，1901年他被开除了东正教教籍，而且沙皇和大主教通令全国所有的教堂，每周有一天作祷告时要对这位伯爵进行“诅咒”。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从无神论角度来批判教会的。他是一个笃信基督的宗教狂。他反对教会违背了基督的原始教义，而不是否定基督教本身。相反，他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精制的毒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来代替有官职的僧侣。托尔斯泰认为每个人都按基督教的教义，“道德自我完成”，饶恕自己的敌人，把天国建立在心中，邪恶就会自行消除，“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这纯粹是反动的说教，是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鸦片。一方面撕下一切假面具，一方面又散布精制的毒药，这就是托尔斯泰《复活》在描绘俄国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时的两面性。

(二)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为了揭示社会矛盾和提出他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其中中心写了聂赫留道夫和马丝洛娃的两种精神“复活”，来宣传其反动的救世药方。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第一系列小说所写的“忏悔贵族”形象的总结，美化这个贵族家的子弟，青年时“高尚”、“纯洁”，“感到土地私有的全部残酷和不公正”，对马丝洛娃有着“纯洁”的爱情。这为了说明“人之初，性本善”。但当聂赫留道夫当了军官受到上流社会影响，就堕落了，三年后诱奸并抛弃了马丝洛娃，丧失了“人性”。作者不是从阶级的观点看待地主少爷对农民妇女的凌辱，而是把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归结到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中去。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为了说明他的“道德自我完成”的教义，特别安排了八年后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认出马丝洛娃的偶然情节，以此开端来写聂赫留道夫赎罪的过程。托尔斯泰认为彻底堕落了的寄生的贵族，会在偶然情况下在灵魂深处“良心发现”，把潜藏了的“人性”复活起来，同自身的“兽性”来搏斗。在赎罪过程中，“人性”就可以战胜“兽性”。

聂赫留道夫为了赎罪，去监狱看望马丝洛娃并请求饶恕。他看到了狱中无辜的人民在受苦，他去农村看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苦难，于是感到他的整个阶级有罪，就决定放弃田庄和地主生活。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老爷聂赫留道夫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同马丝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并准备同她结婚。当马丝洛娃同意与西蒙松结婚时，他又放弃自己利益，使别人得到幸福。最后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和安慰。

聂赫留道夫的道路，是托尔斯泰劝说剥削阶级的主观设计也是麻醉群众的反动说教。尽管在聂赫留道夫形象中有作者自传的因素，也构成了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忏悔贵族”一类形象，现实中也确实有托尔斯泰式的地主，但这是例外，并不体现贵族阶级的本质。

马丝洛娃的道路，也经历了一个由“纯朴”到堕落，再到“人性复活”的过程。在《复活》以前，托尔斯泰在大型作品中还很少用平民作正面女主人公。只是在作者世界观转变后，才把农奴的女儿(婢女、后来成为被凌辱的妓女)当作描写的对象，以此展示普通人的命运，说明他的观点。

作者说马丝洛娃出生后之所以幸存于世，是由于女地主偶然的“怜悯心”。作者还说马丝洛娃这个婢女在青年时对地主少爷怀着“纯洁爱情”。当马丝洛娃被诱奸、被抛弃和流落并一再遭污辱后，作者写马丝洛娃之所以当妓女，原因之一是怕艰苦劳动和图享乐。不过作者还指出：反动的社会制度决定马丝洛娃不可能正常劳动生活，只好过“成千成万的妇女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得到政府奖励，纯粹为了促进国民幸福而过着的生活”,这却揭露出马丝洛娃苦难之根源。然而，作者写不出平民妇女对社会凌辱的反抗，而是写肮脏的生活使得马丝洛娃吃酒抽烟、无羞耻心、自甘堕落，“纯洁”的“人性”和“爱情”全埋进了灵魂的底层。只是由于冤狱的教训，特别是聂赫留道夫的“爱”,才逐渐使马丝洛娃清醒过来，甚至去爱了地主老爷。直至马丝洛娃和政治犯在一起，尤其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和西蒙松对她的“爱”，感动了她，“她就极力发扬她所有的、她所想得到的、最高尚的品质，极力要做一个尽量好的人”。于是达到了精神的“复活”。在托尔斯泰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者宣传了他的阶级合作的主张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

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本来是对立的阶级关系，但作者他们在相互的爱情关系中都达到 “人性复活”。两种复活。其实是给解决社会矛盾开的一个药方。作者意思是说：地主贵族有罪 (聂赫留道夫就损害过马丝洛娃，一切地主贵族都有罪），但他们身上还有“人性”的一面，他们要忏悔、赎罪。而被奴役的人民，不必反抗、斗争，不要用暴力去抗恶，因为你们也有罪，你应该饶怨自己的敌人，相信他们会发慈悲，会把土地交出来，会改恶向善，会爱人民。大家要人人相爱，按《圣经》上的话去做，相信上帝，社会矛盾就可以解决。这种药方实际是反动的。

在说明这个反动药方时，托尔斯泰不仅从正面写两种“复话”，而且通过革命者的形象，说明革命之无益，以此，来反衬他的药方的灵验。作者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写政治犯，他笔下的革命者或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是改良主义者等等。西蒙松是个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连杀动物也反对。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专门干慈善的游戏”。纳巴托夫是如此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他所努力推进的革命不应该推毁这个大厦，只应该略略变一变这幢……古老的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罢了。”朗切娃并无生活见解，丈夫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纯是个嫁鸡随鸡的人。诺佛德佛罗夫是刚愎的个人主义者。工人康德拉节夫是政治犯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无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息，而是一个脱离群众的书呆子。克里尔左夫主张暴力革命，在托尔斯泰笔下却是个短命鬼。所有的政治犯在监狱和流放中不但逆来顺受，面且都在男女配对地谈恋爱。托尔斯泰就这样丑化革命者，以此说明“人性复活”的反动药方。可见，一切如列宁所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他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 。

(三)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描绘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的确，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在形式、技巧和方法上是极大丰富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复话》在表现上的技巧有下面各点值得注意

一、是对人物心理性格的深刻分析。托尔斯泰善于把人物内心的活动、感受和复杂心理状态表现出来，把人物精神世界中最隐秘的起伏显示出来。这种揭示，一个办法是对人物的内在思想作直接剖示。如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见到马丝洛娃后的内心矛盾。作者直接剖示道：“他觉得自已活像一条叭儿狗，主人揪住他的脖子，按着他的鼻子在它弄得一团糟的东西上擦来擦去，叭儿狗哀叫，往后退缩，巴不得远远躲开它做出来的错事。……可惜铁面无情的主人却不放松它。”这种揭示人物“心灵的辩证发展”，是写所谓 “二重人格”在内心中的矛盾。再一个办法是由人物动作与表现的微妙变化中展示其内心活动。如聂赫留道夫探监与马丝洛娃会面的场面中，聂赫留道夫先是“心跳”，“呼吸停止了”，接着“费劲”地贼马丝洛娃的名字，见面后他“激动”又“声调很高，可是平淡”。像背书一样地请求饶恕。之后“慌张”， “四下里看”，“喉咙里抽噎”，流泪。而马丝洛娃呢，一见聂赫留道夫，先是“惊奇的、疑问的眼光”， “微微一笑”，“凑近网子”，之后“笑容消失，她的眉毛上面现出条深深的、痛苦的皱纹”， 带点斜睨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之后她用“使人不舒服的、却又可怜的媚笑回答他。马丝洛娃“心里乱糟糟地”,“嘴唇发抖”……这些细微的感情变化，显示着两个人物各自的内心状况。聂赫留道夫想请求饶恕，但又害怕，又痛苦。马丝洛娃一经认出是聂赫留道夫，既恨他，又感到他的请求可笑而又可怜。作者写得很细腻。再一个办法是叙述人用主人公的眼光看周围事物，用主人公的心情来表述事件的进程和对事物的感观。为的是牵着读者顺从着叙述人的思路，自然进入主人公的心灵。如写复活节祷告，所谓“严肃”、“欢乐”、“美丽”，既是作者的描述，也是聂赫留道夫的观感与内心世界的和谐状态。又如聂赫留道夫去玷污马丝洛娃之夜的春雾、黑暗、温暖和河上冰裂的声音。是叙述人讲的，也是主人公兽欲发作时的急迫与恐惧心情。这些都是为说明作者“人性论”观点而引诱读者上当的地方。

二、是托尔斯泰对事物的描写以高度准确反映出它的特征，细节描写的真实达到可以触摸的地步。如马丝洛娃登场时，作者这样刻划她的肖像：

过了两分钟，一个小小的、胸脯丰满的青年女人，贴身穿一套白色的布衣布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大衣，活泼的走出来，站在看守的身旁。她脚上穿着布袜和囚鞋。她头上扎着头巾，明明故意的让一两绺头发从头巾里面溜出来，披在额头。这女人的面色显出长久受着监禁的人那种苍白，叫人联想到地窖里储藏着的蕃薯所发的芽。她那短而宽的手，和大衣的宽松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种颜色。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虽然浮肿，却仍旧放光(其中有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睨)，跟她那惨白的脸儿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

她站得笔笔直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微微昂起她的头；她站在走廊上，直瞪瞪地瞧着看守的眼睛，准备不管他下什么命令，都依从照办。

这里从头到脚，从神情到面色，从服饰到姿态都话现在眼前，马丝洛娃被迫害摧残而不能掩饰的青春，她的风俏与无畏的挑逗神气，作者通过细腻的描绘揭示了出来。托尔斯泰在描述中，既显出对平民妇女的同情，又表现出对她堕落的谴责。总之，他不是纯然的“写真实”，而是从“托尔斯泰主义”出发评价事物后的艺术产物。

三、在结构和人物描写中大量使用鲜明的对比和衬托的手法。马丝洛娃正被押送去法庭受审判,聂赫留道夫却正躺在弹簧床上想着与贵族小姐结婚；犯人家属探监在痛苦、哭泣，副省长太太举行家庭集会在欢乐、谈笑；犯人在流放中中暑死亡，华丽车马拉着柯尔查庚一家去避暑；玛丽叶特在戏院包厢勾引情夫，街头沦落的妓女在拉顾客……一面是人间地狱，一面是红灯绿酒；一面是平民无辜遭冤狱，一而是坏人作高官。不同命运、不同生活、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揭示了阶级的对立和矛盾。在对比中，一面表现着托尔斯泰强烈的抗议，把批判力量增强，一面在对比中渲染者宗教的色彩。《复活》中的对比，是现实阶级对立的反映，也是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的反映。

四、对反面形象在客观描写中的辛辣讽刺。托尔斯泰的讽刺形象没有夸大的描写，也不是怪诞的形象。作者既不插入自己的讥诮，也不故意制造其由内到外的不调谐。而是在客观的描写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制。如《复活》中描写监狱礼拜堂的祈祷：反动派把无辜人民关进监狱，却又派神甫用宗教“拯救”他们的灵魂。神甫领导犯人祈祷，每一鞠躬喊“耶稣，怜悯我!”，就是一片镣铐的叮当声。神甫切面包浸酒作上帝的血肉，令犯人吃些以清“罪恶”。“随后神甫端着杯子，回到屏障里而，在那儿喝完残余的上帝的血，吃尽残余的上帝的肉。他仔细的舐干净自己的上髭，擦干净自己的嘴巴和金杯，然后带着顶快活的神气，迈着轻松的步子，从屏障里面走出来，他那小牛皮的靴子薄后跟，吱吱嘎嘎的响着。”托尔斯泰通过冷静而客观的描写，撕下了官办教会的假面具。

此外，托尔斯泰在艺术结构上的周密布局，语言风格上的细致精深，善于分析，具有政论性，含大量副句的长句的运用，都显示了作家创作的特点。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家思想上的矛盾带给艺术上的深刻局限。除去在人物和题材上，作者不可能描写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点我们不作苛求外，就已写的我们看到：

一、全书故事围绕着马丝洛娃的命运(她的遭冤狱，回忆和补叙她过去的生活，她被流放，最后与西蒙松结婚)，但描写俄国社会而的引线，却是聂赫留道夫的赎罪活动(他探监，下农村，去上层社会，去流放地)。这种结构安排中，除男女主人公进入情节，其他众多人物，基本是插入人物，这些形象并没有形成系统，缺乏严整性。尤其作者为了鼓吹反动说教时，利用这种散漫的旅游式的结构，加进来一个毫无必然性的渡河古怪老人，这只能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聂赫留道夫“复活”的衬托，目的在宣传他那经过“清洗过的新宗教”。

二、在人物内心独白和对话中，在人物介绍中，放进了过多的抽象议论，在这些地方，思想并不是自然地在形象中流露出来，而是直接的说教。

三、小说结尾中，大量抄录《圣经》中的荒谬教条，丝毫谈不上艺术性，而是赤裸裸的反动思想宣传。

总之，在《复活》中，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伟大才能，同时，尤其在聂赫留道夫形象中、在古怪老人形象中也混杂着作者的反动浪漫主义的理想。对于《复活》，从思想到艺术都应采取分析态度。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