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晓彤小时候视频平平——关晓彤饰演平平视频

时间:2023-04-17 浏览:16 分类:娱乐资讯

他们年纪轻轻便尝试了走红的滋味。用童年换取成就的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努力地在圈里打拼,当然,也慢慢学会了妥协。

作者|李天骄

摄影 | 刘浚

关于片场

“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七月的象山,闷热潮湿,地表温度接近40度。张一山在这个浙江东部沿海小县城已经两个多月,拍摄自己第一部古装戏。

早上不到八点,张一山穿着白色背心,黑色运动短裤,脚踩人字拖,迈着外八字向休息区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走来。他的腿上、脚趾上都是被虫子咬的成片红红的包,“又痒又疼,还不能碰。”他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坐在塑胶椅子上,等着化妆老师。

经纪人往他的腿上涂抹白色的药膏,他一直没有说话,点了一根烟,然后低着头发呆。似乎是刚刚发生的小插曲,让他有点闷闷不乐。

早上刚来,张一山片场休息的简易帐篷还没有撘,剧组的工作人员跑过来,要把旁边演员的帐篷移到张一山休息的地方。

张一山的爸爸急忙拦住工作人员说,“这哪行,用我们北京话说,这就是挑事,不能因为张一山一来就把人家帐篷撤了。”

张一山一直没有搭腔,转身回到车里,点着一根烟,等着工作人员拿帐篷,“我带他快十年了,从来没看过他和别人发过脾气。”经纪人张山说。

张山在张一山的事业上,扮演一个理性的舵手,在采访、接戏、参加节目等诸多事宜上,他都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中,他又是与张一山一起经历人生起起伏伏的十年之友,“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张山不禁感叹。

在张一山读大学期间,张山恰好在北影进修,两人在隔壁班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出来一起抽根烟,“一山,中午放学跟我走,公司有活动”,俩人碰完头后再回各自教室上课。

张爸爸对张山十分放心,“张山刚带张一山的时候才17、8,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也变得成熟,他们俩像小兄弟一样,一起成长。”

虽然剧组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帐篷”的事情,但是要拆别人帐篷给自己,“特殊待遇”让张一山有点不能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化妆师拎着箱子赶了过来,张一山掐断手里的烟,接过助理递过来的剧本,小声背起来,还时不时抬头瞄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粘头套是一个繁琐的过程,胶水要一点点粘在皮肤上,张一山的皮质很薄,如果粘不好再撕下来,皮肤上会留下一片红红的印记。

“可以换衣服了”。化妆师说完,张一山拿起一个小夹子,在眉宇中间照着头套的中线比了一下,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没歪”。

今天要拍的这场戏,需要穿三层衣服,再配一双厚厚的靴子。张一山抬着胳膊,站在两个风扇中间,任凭服装老师一层一层往他身上裹。

助理小邢双手支着其中一个不稳的风扇,“哐”一声,风扇到了,把手指划出了血。

“让我看看,”张一山边说边把脖子抻过去看。“你啊,疼不疼。”

“没事。”小邢边允着受伤的手指边说。

助理小邢只有17岁,是去年张一山在黑龙江一个县城拍戏时认识的群演。因为和剧组发生了小摩擦,小邢“反水”,为张一山抱不平。这给经纪人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要开车走,小邢就从人群里冲出来趴在我们车上。”张山回忆到。随着张一山的工作量加大,小邢就被张山找来当助理。

老实,肯干,但也有17岁孩子的贪玩。小邢经常要被提醒倒水、拿剧本,甚至有一次看错了通告,把第二天整天的文戏看成了武戏,使得张一山到了片场后不得不重新熟悉台词。小邢却总能在屡次犯错后总能“幸免于难”。在张一山眼里,小邢就是他的“小哥们”,他不习惯有架子的生活,会让他感到别扭。

拍戏的过程往往充满了枯燥和等待,有时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因为游客误入,需要清场重来,如此反复。被迫叫停时,张一山会低头瞄几眼剧本,或者点一颗烟,自己琢磨点什么。他很玩手机和游戏,不拍戏时,他基本靠“发呆”和健身打发时间。

难得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张一山通常会把“长袍大褂”从腿上拎起来,躲到风扇下面吹凉,自动屏蔽片场热辣的短兵相接。偶尔有游客站在离片场100米外的警戒线处驻足,大喊“刘星”。从12岁到24岁,他的身上早已深深地打上了“刘星”的烙印。

虽然在拍完《家有儿女》之后,在外界看来,张一山没有一个能让大家“叫绝”的角色,但是他始终认为那是自己应该经历的,“我觉得自己不会一直在那个水平线上,我我会让大家再次关注我。”

机会来了。

今年五月,张一山主演的网剧《余罪》播出,引发收视狂潮,张一山也因此收割大量粉丝,而他也以新一代“国民老公”的身份长期占据微博热搜榜。

被称为国民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多尴尬啊,网上的事儿都比较夸张,过几个月老公就换别人了。”张一山一边用手揪着头发,一边笑着说。

对于人气突然暴涨,一度让他有点不太适应——坐飞机会有粉丝混进头等舱跟着,每天片场总有女粉丝带着礼物来探班。

张一山的爸爸在现场目睹粉丝在大太阳下看着张一山拍戏,“既心疼又不理解。”这种被关注也让张一山觉得“很麻烦”。对他而言,演员只是一个职业,“片场好好演戏,出了剧组要有自己的生活。”

与外界过高的关注度不同,张一山几乎每天过着酒店、片场两点一线的生活,窝在信息闭塞的小镇子里拍戏,外界一切的评论仿佛和他都没关系。

“小子,在这里踏踏实实呆两三个月,热度过去就好了。”爸爸告诫张一山。

慢热的性格虽然很难和不熟悉的人打成一片,但是在片场,张一山也会和周围的工作人员耍贫。

“别顾着自己吃,给姐姐拿盒酸奶。”张一山指着记者对助理小邢说。

小邢从后备箱拿出冰镇的酸奶,递给记者。

“吸管呢?管和酸奶不是一体的?”张一山问助理。

“吸管让我单独放起来了。”小邢解释道。

“哟,你丫够孙子的,怕我喝把管藏起来了是吧。”张一山一脸坏笑逗着小助理。

“你能喝凉的吗?不能喝还有常温的,我知道女孩子对饮品的温度还是挺在意的。”张一山转身问记者。

“夷吾过来补一个镜头,下午就可以玩去了。”导演通过对讲机对张一山说。

“是可以回酒店玩吗?”张一山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一溜儿烟跑向片场。

“有人关注,心里挺高兴的。”

距离张一山所在片场300公里外的横店,关晓彤刚坐上车,准备前往10多公里外的山上拍戏。

“给你看我昨天吊威亚那段,飞来飞去,特有意思。”关晓彤边说边拿出手机。

“不疼吗?”记者问。

“还行,就是特别勒,”关晓彤一边给手机游戏充值,一边说,“我五岁拍广告就吊威亚,现在都习惯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是无聊枯燥的,关晓彤拿出ipad向大家安利自己最近看的韩剧,“这剧男主角特别帅,女主角特别玛丽苏,我希望以后的男朋友就是这种猫系男孩。”

有时她会躺在座椅上刷微博,然后突然冒出一句,“那谁谁是双性恋吧。”吓得一旁的经纪人不断给她使眼色,然而她却一脸无辜地说,“我八卦一下都不行吗?”

四岁半开始演戏,如今已有15年戏龄,80多部戏的高产秒杀了娱乐圈里很多的小花旦,从小“混迹”剧组的关晓彤和许多知名演员合作过。7岁时在陈凯歌导演的《无极》里饰演小倾城,12岁便开始和葛优、舒淇、孙红雷等一众明星合作。即便“履历”如此丰富,但在《好先生》播出之前,关晓彤一直待在大众视线的边缘。

《好先生》里的彭佳禾深入人心,让关晓彤似乎一夜之间被人知晓。高考552分的文化课成绩,也给她贴上了继“国民闺女”之后另一个新的标签——“学霸”。而她也身体力行的霸占微博热搜榜好几个月。

“现在我都不怎么更新微博,一上热搜就有人说是我背后强大的团队在操作,其实我根本没有团队。”关晓彤激动地拍着大腿说道。

《好先生》之后,关晓彤独挑大梁,不再饰演各种男主角的“闺女”,她开始和男主角上演虐心之恋,逐渐摆脱“童星”的标签,肆无忌惮的秀着颜值和大长腿,和小鲜肉们谈情说爱。

从小由低做起虽然很累,但是永远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从小备受瞩目的经历,没有天之骄子的光环,使得关晓彤“特别能认清自己”、“没有明星架子”。

“你胳膊都晒黑了,给你推荐一个一涂就变白的好东西。”关晓彤一边对记者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一管护肤品,往记者的胳膊上涂,“看,是不是特神奇。”

和很多知名的演员合作,让关晓彤看到“他们很敬业,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这使得关晓彤“对表演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的”。“虽然也遇见很多不好的人,但妈妈会告诉我千万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关晓彤说。

漫长的车程结束后,还要徒步走七八分钟的山路,才能抵达片场。

“刚下过雨,上山有泥,你这鞋不行。”关晓彤一边在助理的帮助下换戏服,一边对探班的朋友说,“要不然你穿我的拖鞋上山,我这鞋在网上买的,19块9。”

“那你穿什么?”

“我穿戏里的鞋,没事儿,一会儿拍戏也得踩脏。”关晓彤把拖鞋脱下来递给对方,又递过一张湿巾,“擦一下再穿。”

每天工作14个小时,在兵荒马乱的片场里,关晓彤总是精力充沛。有时她会和同组的演员闲聊,把自己的零食分给大家,有时自己安静的坐在椅子捧着东野圭吾的小说看。“我就特有病,备考那会儿在剧组里就是看不进去书,高考完事,就这几天我看了两本小说。”

紧张工作之余,每天下午还会有外教老师来片场,在拍戏间隙陪她练口语。虽然她总是嚷嚷着“好想休息一下,外教今天可以不来嘛”,但是外教一到片场,她便会全心投入,“我自己提出的要求,跪着也得练完呐,算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呗。”关晓彤耸耸肩。

走红之后,开始有粉丝探班,这是关晓彤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有人关注嘛,心里挺高兴的。”

“你们心目中95后的明星是谁?”记者在横店影视城里,和一群95后甚至00后的小演员们闲聊。

“关晓彤”。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

关于走红

“一个人不会永远得意,也不活永远失落。”

《余罪》带来的一夜爆红,张一山早在12岁时就已经感受过。

2003年,央视年度大戏《家有儿女》招募小演员。曾在《小兵张嘎》中饰演张一山爸爸的李英奇,推荐张一山去试镜。

试镜当天,张一山只记得“人特别多,按照导演的要求表演了几个情景”。

出来之后,父子俩上了车,沉默了一分钟,爸爸开口,“怎么样啊,小子。”

“爸,我感觉就是我。”张一山得意的表情爸爸记忆犹新。

过了半个月,《家有儿女》剧组打电话让爸爸签合同。“我早就把这事给忘了,当时觉得根本不可能。放下电话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兴奋。”爸爸回忆道。

接下来的四年,张一山完成了《家有儿女》总共四部的拍摄,而他也因为剧中“刘星”一角,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那会儿去游乐场玩,一帮孩子过来又签名又合影。就写张一山这仨字,手都僵了。”爸爸回忆,“想吃个汉堡都得打包回家。”

从一个普通的小孩儿到备受关注的小童星,这种反差让张一山十分不适应。“特厌烦,很多人知道你是谁,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

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他也不会提起拍戏的事,“那样大家会觉得你在炫耀,而且我也不喜欢那样。”

张一山觉得这种打乱自己生活的“红”,没有意义。从那时起,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安分的演员,演一些自己喜欢的角色,不拍戏的时候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是一个会在剧组之外演戏的人,过度关注会让我自己有一些做作,我不喜欢那样。”这种在浮躁娱乐圈的知足常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一山之后的选择。

经历《家有儿女》爆红之后,张一山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和同时期出来的杨紫大量接戏维持关注度不同,张一山很少接戏,“我觉得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就应该好好享受大学生活,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四年,我想经历一下。”

虽然拍戏也在稀稀拉拉的进行,但出演的角色都不够出彩,反响平平。那段时间,只能在“长残的童星”里找到张一山的影子,甚至他也陷入外界“小时了了,大未必挂”的魔咒中。但是他从不担心,因为他相信“以后应该还会有人来找我演戏。”

回忆起那段在大众视线外的生活,张一山并不觉得遗憾,“每一种选择都很难说对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失去了一些戏,但是得到了其他的东西,不能什么好事儿都让我占着。”

张一山总是用“运气好和把握机会”来形容每一次爆红。“虽然事在人为,但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能控制得了的,所以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特别大的目标,因为那会很累,我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开心一点。”

但好运来了,也得不怕吃苦,不留力,还得有眼劲。11岁进剧组,张一山从小就知道得能吃苦。《家有儿女》里有一场夏天拍冬天的戏,三伏天在帐篷里穿着冬天的衣服,张一山从小低血糖,在现场虚脱。但他从不打退堂鼓,“我觉得这也没多苦,都挺正常,真的。”张一山说。

从小学了七年武术,吃苦的时候总能捱过去。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余罪》里所有的动作戏,张一山都亲自上阵,“自己演的时候会有表演的状态,替身只是完成动作,会打乱自己的设计。所以觉得自己来比较好,这样也不会给摄影师带来麻烦,他怎么拍都行,不需要遮挡。”

第二季最后有一幕,余罪抱着定时炸弹冲向大海,在拍这场戏前,张一山因为吊威亚身上被勒出一道道血印,七月份的深圳闷热,张一山全身湿透,擦伤处有轻微感染。医生建议短期内不要沾水,但为了把余罪命悬一线的效果呈现出来,张一山坚持不用替身,亲自上阵,跳入海中。

凭借余罪一角,张一山又结结实实的火了一次。余罪的“痞贱”和狡猾、被“迫害”入狱后得知真相的愤怒,卧底期间与毒贩内部各色人等随机应变的周旋,被张一山演得活灵活现,观众也看的入戏,大家在力挺余罪的同时,也在逐渐认可张一山的演技。

张一山并不是余罪一角最初的人选。考虑传播的效果,导演张睿最初选定了一些小鲜肉,试了几场戏,“总感觉怪怪的”.最终敲定张一山,是因为“无论从形象和气质,他都与这个人物很符合。”

张一山看过剧本之后,没提什么要求就同意演了。“我对这个角色的信心是我能创作的很开心,很过瘾。”聊起角色,张一山开始变的健谈。

最后和傅国生对峙那场戏让他印象最为深刻。那时他有一种很强的信念感,觉得自己就是余罪。“我和张锦程老师的节奏一样,俩人的状态和上扣,他一个表情扔过来,我能用另一个状态回过去,来来回回,导演也没有喊停,那种感觉特别真实。”

这场戏拍了一天,拍戏前演员在一起改了两个小时,呈现出剧本里没有写到的点。“我们当时在现场拍完,就觉得挺喜欢的,而且,只要拍的都放进去了,没有剪。”

余罪一角虽然给张一山带来空前关注度,但不少网友认为张一山的表演“用力过猛”、“不真实”。也有娱评认为,“《余罪》之所以成就了张一山的爆红,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带有张一山强烈的自传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说,张一山就是余罪,余罪就是张一山,也就是,张一山饰演余罪,很大程度上属于本色演出。”

作家韩松落给出中肯的评价,“张一山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还是《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之后他的演出多数都是配角,骤然间,他贡献出了这种级别的表演,已足够惊艳。”

对于外界的评论,张一山坦言“一点都不在乎。”,他的信心,似乎从不源于外界的肯定,“我不是觉得自己的专业有多牛,而是我尽力了,别人说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

再次走红,张一山平静很多,他能理解并适应人生里的起伏,“一个人不会永远得意,也不活永远失落。”他甚至很清楚告诉自己,也许过几个月会有其他人取代自己的热度,“这是圈子里的规则”。

“从小我就没什么梦想,因为梦想不太好实现,”张一山坦然,“我觉得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开心一点,多活几年,就是我最大的理想。”

在圈子里越来越游刃有余,做起事来虽然不能做到很好,但也能得心应手,张一山的自信慢慢被培养起来,“前几天看了一个剧本,那个角色比余罪还狠,如果这个戏能演的话,我觉得下次你们还会来采访我。”

“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和张一山不同,拍戏十五年,关晓彤在18岁时,才迎来了自己的大红大紫。

关晓彤第一次触电时只有四岁半,被在剧中饰演男一号的爸爸关学曾“抓”剧组里充当小演员。“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拍戏,也不知道电视上会播。”关晓彤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开始了自己的演员之路。

小孩子拍戏,无非就是哭和笑,为了呈现出真实的表演,妈妈李君也想出了各种办法,“需要她哭,我就藏起来,她找不到我自己就急哭了,需要她笑,我就在地下挠她脚心,这样表演就真实。”李君回忆道。

也许是对表演有天赋,在每一次被吓哭的时候,关晓彤也不忘把台词说出来。《沿海沉浮》的演员牛丽燕第一次见到关晓彤就感觉,“这孩子特别灵。”六岁拍《梧桐相思》,关晓彤在片场对妈妈说,“以后你不要吓我了,我自己能哭。”拍的过程中,她会想一些让自己伤心的事情,然后眼泪刷刷往下流。

慢慢的,关晓彤不再在父亲的戏里演“女儿”,她开始接到各种成人戏的邀约,每次接到合适的剧本,李君就会为女儿打点好行李,带着她前往片场。“那会儿特别小,妈妈让干什么就跟着去。”在关晓彤的印象里,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混迹于大大小小的剧组中。

从小拍戏,关晓彤就不怕吃苦,“那会儿条件哪像现在这么好啊,”关晓彤边整理头发边说,“哟,说得我自己好像40岁了似的。”冬天在新疆拍戏,要下冰川里,嘴都冻紫了,“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我自己也没吵吵不拍。”

七岁时拍《无极》,她要吊着威亚,在间隔一米多宽的两层楼高的高架上跳来跳去。“我到高架上递给她一块巧克力,孩子脸上还冒虚汗,我就安慰她不要害怕。”妈妈回忆。

别的小孩一吊威亚就开始又哭又闹,关晓彤反倒安静,在上面不出声,试了几次,觉得吊在上面像荡秋千,自己玩得不亦乐乎,给导演省了不少麻烦。

回忆起小时候拍戏,关晓彤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妈妈奔往剧组,“那会儿哪像现在啊,剧组恨不能派俩车来接,怕我跑了。”在外地拍戏,晚上八九点钟下飞机,妈妈一手拽着行李,一手牵着她赶大巴。最苦的时候,她连坐了两天绿皮火车,“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只知道那个窗户好像能打开。”

记忆里第一次反抗,是小学四年级刚开学,妈妈给她接了《突然心动》,关晓彤一听“哇”的哭了,“我想当小队委,不想拍戏。”妈妈买来她喜欢的芭比娃娃安慰她,承诺明年开学的时候不再给她接戏,让她竞选小队委。虽然心里不情愿,她半推半就,依然继续拍戏。

这种对抗情绪一直持续到初中拍完《非诚勿扰2》,总有邻班的同学过来打听关晓彤是谁。“那会儿估计虚荣心得到满足了,回来就和我说,以后有什么戏,我要有时间就接。”妈妈回忆道。

随着关晓彤的知名度慢慢打开,她开始接到一些节目的邀约。有一次,某档节目把同一时期家喻户晓的童星聚在一起录节目,“他们对挺火的另外一个人特别好,对我就很冷漠,在台下我坐着什么也没干,就拿我开涮‘你不能这样啊’,我觉得特别委屈。”节目录制完,所有人一哄而上,围着其他的小孩,“当时我在节目中还受伤了,也没人来管我。”回忆起来,关晓彤还一脸委屈。从那次开始,她觉得自己“一瞬间成长了”,她渐渐明晰娱乐圈里的规则,“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关晓彤突然爆红,得益于《好先生》里的彭佳禾的角色。彭佳禾的活泼和脆弱,被关晓彤充分的展示出来。也是从这一部戏开始,关晓彤慢慢理解如何去演绎一个角色,她就带着一种很强的信念感,“我就是彭佳禾”。有一场戏,陆远买机票离开,彭佳禾找不到陆远,情绪崩溃,拿着东西砸家,然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大哭。最后发陆远一条微信,叫了一声“爸”。这段戏收获一众好评,被网友推至微博热搜,“导演没想到当时我俩哭的那么难过,那时候真是特别难受。”

《好先生》播出时,关晓彤以552分的文化课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这让她成为那几个月的焦点人物。早在考试之前她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考上北影,文化课她觉得没问题,但是她想考个好分数,“脸上特有光。”

高三下学期回学校上课,“大家都学的很好,我特着急。”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周六周日去补习学校补课,一天十小时,两杯大杯的星巴克是标配,“还是困,眼睛都睁不开了。但是不敢睡,怕时间不够。”

从准考证号出来的那一刻起,就被人发到了网上,“有人会比我更早知道成绩。”这种压力常常让她负能量爆棚。有一天从补课学校回家,妈妈的一句“今天学的怎么样,能听明白吗?”一下子就碰到了她的雷区,她像爆炸了一样,嚎啕大哭,“都别问我了,从我高考那天,别让任何记者过来问我成绩,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高考结束后,关晓彤身上又多了一个学霸的标签,她慢慢被人赋予更多期望,对于走红,家人教育她要坦然,“人就要既能高的上去,又能低的下来,要经得住大起大落。”但对于这些,关晓彤似乎没有考虑太多,“如果有一天跌落,我就可以出去旅行了。

家庭的声音

“他想做就做,不想做也强迫不来,整得孩子也不开心。”

张一山从小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他的记忆里,每到天气转暖时,街坊邻里都会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三五成群,下象棋,聊家长里短,小孩子们穿着背心大裤衩,在胡同里藏猫猫,踢足球,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走街串巷卖冰棍的小推车。如今成名,他依然住在北京西城一栋普通的回迁房小区,从没想过搬到高档住宅,在这里每天一听到“你丫”就倍儿亲切。

也许是从小受家人的影响,张一山“对物质没啥追求。”即便成名后,他每到夏天也只是穿着大裤衩,踩着人字拖就出门。“现在有很多品牌赞助我,可以让我上节目或者出席一些活动穿他们的衣服,我就省得自己搭配了,也省得穿自己的衣服了。”张一山笑称。

拍戏时,张一山和大家一起吃剧组的盒饭,不拍戏在家,他经常光顾的店就是楼下的吉野家,最爱西川面馆的凉面,“基本上是在20块钱、30块钱之内能解决的一些吃的。”

虽然拍戏十余年,但张一山的性格和心态似乎和充满物欲的娱乐圈格格不入。再次回忆“误入”演员的行当,他似乎陷入一场仲夏午睡的绮梦,人生在不起眼的节点上,发生了改变。

从小因为体质偏弱,爸爸把张一山送到体校练武术,一练就是七年。每天抻筋压腿,自己也不嚷嚷疼。武术班对面就是表演班,一天放学,张一山被对面的表演班朱老师看中,和张一山的妈妈说,“这孩子怪灵的,上我这学表演吧。”就这样误打误撞,张一山开始了表演的第一课。

在朱老师的推荐下,张一山到《小兵张嘎》剧组试镜。“我当时心想准没戏,把他送过去了,都没上楼,在底下等他。”爸爸向记者盘复这一场景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没过几分钟,张一山蹦蹦跳跳地从楼上跑下来,“爸,导演让你上去呢。”爸爸愣了几秒,跟着张一山上了楼。一进屋,徐耿导演就把张一山抱在腿上,“导演这可能么,我觉得可笑,这孩子行吗?”爸爸仍然将信将疑。“我们这个电视剧,新增了一个小男孩儿的角色,这小子准行。”徐耿导演当场把张一山的角色定了下来。时隔多年,爸爸仍然感叹,“这小子运气好。”

儿童戏拍起来辛苦,但张一山从来不打退堂鼓,爸爸很清楚他的脾气,“嘴上说没事儿,但是在心里头死撑。”

拍《小兵张嘎》时,一家人到白洋淀探班,“张一山从芦苇荡里光着脚丫子跑出来,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又瘦又黑,跟小泥猴似的,”张爸爸回忆,“我们走的时候他也没嚷嚷要回家,跟我们拜拜手说,‘你们走吧,不用担心我’。”

爸爸出门发现没带钥匙,折回房间取,从门缝看到张一山趴在床上哭。“挺可怜的,那次我真是又心疼又感动。”爸爸如今回忆起,眼圈仍然微微泛红。

而张一山再回忆起这个细节时,把它归结为一种小孩子的正常反应,“一大堆人来看我,突然走了,就剩我自己,有点难过。不过哭完以后和小伙伴们玩一会儿就忘了,小孩儿都这样。”

《家有儿女》火了以后,张一山想当一名演员。爸爸和他严肃地谈了一次,“你要是真喜欢这行你就干,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有文化,要像陈道明这样,有文化有底蕴。”

随后在众多“争抢”张一山的经纪公司里,爸爸最终选择了华诚传媒——央视电影频道下属的一家央企,只因对方的一句话,“我们不指孩子挣钱,就看中这孩子的天赋。”

对于张一山的每一次选择,爸爸完全尊重,“他想做就做,不想做也强迫不来,整得孩子也不开心。”什么时候想接戏,接什么戏,“我不太干涉,但是大体上把控一下”。

从小凡事自己做主,使得老北京男孩小爷的特点在张一山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啥事他开心怎么着都行,他要说不开心,怎么劝都没用。”经纪人说。

爸爸对张一山唯一一次“明令禁止”,是在张一山五岁时。那时电脑在国内还不太普及,爸爸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一台,原本想让张一山用电脑接触一下新鲜的东西,但小小年纪的张一山便沉浸在电脑游戏中,“我出门的时候他在那玩游戏,回来时看他还坐那玩儿,”张爸爸回忆,“当时我就把电脑封箱了,现在还在家里扔着。”

直到现在,张一山家里仍然不用电脑,没有安装Wi-Fi。在经纪人眼中,张一山属于典型的“老干部”——最近他才学会怎么网上支付。

对于张一山两次爆红,爸爸把一大部分原因归结于“好运”——“确实努力,也稍微有点天赋,但是得承认,真是遇上了好机会。”

爸爸对张一山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他能挣钱养活自己就行,以后成家了生活稳定就好,成不成大明星我真是没想那么多。”

“趁年轻吃点苦,老了她就能轻松不少。”

与张一山不同的是,同样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关晓彤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少曾,爷爷是曲艺泰斗著名的琴书创始人关学曾。从小关晓彤就对艺术颇有天赋,牛丽燕回忆,“那会儿去他们家吃饭,晓彤特别小,就能跟着爷爷唱两嗓子。”家里艺术氛围的感染以及自身的天赋,关晓彤似乎理应踏上演员之路。

爸爸长年在外拍戏,无暇顾及家庭,关晓彤跟着妈妈长大。四岁半进片场,妈妈就教育关晓彤,“你是小孩儿,在剧组里看见长辈要先说话,不管是谁。”这使得她养成了习惯,现在早上到片场,一下车她会主动和工作人员打招呼,问声“早上好”。

剧组鱼龙混杂,从小妈妈也十分注意对关晓彤的保护,“拍戏来,拍完走,剧组的活动都很少参加。有的时候和剧组讨论事情,我都把晓彤关屋里,不让她听,不想让她过早接受成人的东西,对她成长不好。她的世界就是孩子的世界。”

拍戏学习两不耽误,妈妈对关晓彤的时间抓的特别紧。还没上小学时,关晓彤在外地拍戏,妈妈都会随身带着小学课本,在拍戏的间隙教她认字,做算数题。

五年级开始,家里定下规矩,外地的戏不接。“不能耽误学习”是妈妈的原则。一天如果只有一场戏,妈妈一定要导演安排在中午,“中午放学接她,把饭给她买好在车上吃,到了片场就开拍,拍完再送回学校,这样上课不耽误。”

妈妈对时间严格地把控,使关晓彤的时间观念也非常强,尽管她十分向往散漫而自由的状态,但她没办法决绝地按下暂停键,“看着时间流逝特别心慌。”6月8号高考结束后,关晓彤便开始打点行李,10号抵达横店,进入《轩辕剑之汉之云》剧组。“假期将近三个月,玩也是过,拍戏也是过,那就拍戏呗,省得荒废。”这部戏9月2号杀青,9月3号她要赶往学校,参加开学典礼。

“趁年轻吃点苦,老了就能轻松不少。”妈妈淡淡地说。

妈妈对关晓彤是出了名的严格要求。2014年拍《左耳》时,关晓彤饰演的蒋皎被绑架,拍摄地点在首钢废弃地,空气中游浮着石棉纤维,“身上痒痒的,好像有无数个细小的东西扎在皮肤里,像中毒了一样。”当时的场景,关晓彤仍然历历在目。为了呈现真实的效果,导演苏有朋要求段博文把关晓彤真摔在地上,“当时穿着短裤,连拖带拽的,腿都摔烂了,嘴里还塞着全是粉末的脏毛巾。”

拍的过程中,关晓彤的肩膀磕到石头上,“特别闷的一声,大家都吓坏了,”在场所有演员的情绪都特别真实,“我自己情绪也不用酝酿,真哭啊,除了被撕票,跟真绑架了没啥区别。”关晓彤回忆。

这场戏从晚上一直拍到凌晨,妈妈在片场陪着关晓彤,“她摔一下,我心里也跟着咯噔一下,但是也不能说不拍了,演员苦是必然的,她还年轻,能扛过来。”凌晨杀青,关晓彤又赶往机场,飞往另一个城市参加活动。导演苏有朋对妈妈十分佩服,“在排场一直没喊停。”

现在关晓彤的拍戏事宜依然由妈妈负责,所有的戏约妈妈先来筛选,从彭佳禾角色开始,关晓彤的片约不断,慢慢承担起女一号,“晓彤从小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也替她高兴”。妈妈一脸骄傲地说。

关于妥协

“我不是小鲜肉,只能以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有我这个人。”

“我觉得演戏就是要靠演技,而不是靠外界附加的东西,有演技才不会被淘汰。”这是多年前张一山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的话。

几年过去了,当初张一山理想化的“宣言”,也不得不对娱乐圈兴起的粉丝经济妥协。“人类都无法阻止粉丝带来的票房”,这是粉丝带来关注的真实写照。业内有人感叹,“学好粉丝经济学,票房成绩不用愁。”

年初管虎贺岁电影《老炮儿》中,张一山客串了一个小角色,全程五分钟,30几句台词,却将北京小痞子的油腔滑调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网友说,虽然李易峰也在戏中贡献了较之以往更为突破的演技,但如果让张一山饰演晓波,或许能够收获别样的效果,至少那一口口京片子会表现得更加充分自如。

在娱乐圈混迹10多年,张一山越来越清楚曝光率和粉丝量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再次爆红之后,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不光要好好去演戏,也要好好迎合一下别人的胃口。”他开始做一些自己原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参加综艺,做直播,接受各类时尚杂志的拍摄邀约。“我不是小鲜肉,没有那么庞大的粉丝群体,只能以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有我这个人,在选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想到我。如果他们选定了我,那我只能靠我的演技征服他们。”

“我可以为角色付出很多,除了变丑和增肥。”

关晓彤的一天是从称体重开始的。“一定要上完厕所再称。”她反复强调。每一次体重秤上显示的数据,都会让她心惊肉跳。关晓彤清楚“演技好才能不被黑”,但是她也无法逃脱女艺人对外形近乎完美的苛刻追求。

虽然她现在172㎝的身高,体重才刚刚过百,但她要坚持瘦到九十几斤。每天晚上收工回酒店,不吃饭,健身。控制不住时吃一小口,妈妈也会在一旁提醒,“晓彤,不能吃太胖。”“拍《好先生》的时候,同组的江疏影、车晓每天要增肥,晓彤特别羡慕那种瘦瘦的女孩”,助理丹丹说。

有时候她也翻一些时尚杂志,学习一下穿搭,“我不太会自己搭配,穿得漂漂亮亮的还是很重要的。”

拍《左耳》时,导演苏有朋对关晓彤的敬业大加赞赏,关晓彤笑称,“我可以为角色付出很多,除了变丑和增肥。”

记者手记

突破重围的一员

他们同属90后,却都在剧组里混迹了十几年,亦有“老戏骨”、“国民童星”等殊荣如影随形。虽然都是童星出身,他们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成长经历。12岁凭借《家有儿女》中“刘星”一角爆红的张一山,虽然一度沉寂,也备受争议,但他抓住机会,用新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演技,迎来了第二次走红。关晓彤四岁半开始演戏,历经十五年之久的演技磨砺,终于迎来了外界的认可。今年六月,关晓彤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张一山的小师妹。

在众多童星之中,他们有幸属于突破重围的一员。在娱乐圈里,这些能够脱颖而出的“国民童星”无疑更近乎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他们成长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圈里,走着一条看似光鲜,但也危机重重的演艺之路,付出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汗和泪。很难说哪种轨迹更成功,有娱乐评认为,“对于这些年纪尚轻,在娱乐圈里长大的童星来说,过程都很残酷。在被反复选择和筛选的过程中,多少童星就此陨灭,成为怀旧感慨主题帖的主角。”他们用童年换取成就,凭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加上在娱乐圈生存里不可或缺的“运气”,终于杀出重围。这些成长起来的昔日童星,正努力摆脱着“童星”的标签,走向属于他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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