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囧囧
“洪武三十五年”,朱棣带领着燕军进入皇城之前,他就想过,能够迎接他的大臣一定不多,即使面对屠刀,也会有一部分人毫无畏惧地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但是他没想到,迎接他的人竟会如此稀少,仅有零零星星着青袍的臣子。他略带伤感,但依旧自信地驱马前行。
这时,一位朝服上纹绣白鹇的年轻人,迎谒在朱棣马前,“殿下是先拜谒太祖陵呢,还是先即位呢?”
此话一出,朱棣自信的脸上,顿时挂满了冷汗。这位年轻人的话犹如一道闪电,点醒了他。
“名正言顺”是登基必备的名声,他向那个年轻人投去感激的目光。这个年轻人就是在以后著名的“三杨”之一的杨荣,在大明王朝发挥着极度重要的作用。
“太祖陵祭拜太祖!”燕军瞬间掉头,扬长而去……
各位书友大家好, 我们将继续共读《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篡位者的恶业:明成祖。
先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
带着这几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晚读。
登基之后的朱棣,从未遭到反抗。可他心里明白,谋逆、篡位者,这顶帽子他是无法摘除的。
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而朱棣的内心也会被他的道德所谴责。
他必须重建纲常,要为自己违背传统道德的种种行为找到一块遮羞布。
虽然权术表演家朱棣,已经将谎言应用得淋漓尽致。但如何完美的匡正自己的名位,又不露出丝毫破绽,仍值得深思。
朱棣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广施恩泽”。
在他还是燕王时,有恩必报、有功必赏的脾性已经闻名已久。而登基之后,更是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原来他王府中,地位卑微的小军官,都成为了帝国的新贵,蹿升到贵族阶层中的顶级。而朱棣的有恩必报,并不限于那些用得着的人。再卑微的平民百姓,他都能够记得。
他专门下旨,
朱棣深知,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做法,有强大的宣传效果。皇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形象,深入人心。
本来百姓对那些,只要能够让他们吃上两口饭,过上点安稳日子的皇帝已经感恩戴德。更何况,遇见一位如此“义气”的皇帝。
他们知道效忠皇帝后,必然能得到好处。
为了安抚这些大臣,他学习曹操,将建文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大部分建文遗臣感动得转变了立场,成为了永乐大帝的股肱之臣。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素质道德,而是立场。对于那些坚决和朱棣站在一起的人,他像太阳一般温暖。
其实从朱棣身上的这一点,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启迪。
为了让自己名正言顺,朱棣撒了一个让他良心不安一辈子的弥天大谎——
当时,他竭力宣扬, 自己的生母是马皇后。
他起兵篡位时,这个谎言使他理直气壮。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称:“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在攻入应天之后,他发布的诏书,他甚至把朱元璋都给省略了:“朕为高皇后嫡子。”
但是当他即位之后,他的良心日夜遭受谴责,他借着以报答高皇后生育之恩,为他的生母贡妃耗费巨资修建了大报恩寺。
他重修《太祖实录》,将建文四年间的记录一概抹去,一字不留。沿用洪武年号。于是洪武三十二至洪武三十五年就这样而来。
其实他不知道,当他撒下一个谎的时候,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弥补。而这些谎言之间的逻辑很难自洽,往往相互矛盾。
比如,他编造他出生时候的迹象:祥云漫天,绕梁三日而不消散。这是古代帝王出生的典型象征。他又说,自己根本不想造反,都是建文帝逼的。
就比如,大报恩寺周围的老百姓,都把这座寺庙的大雄宝殿称为贡妃殿;还有太祖太庙里面的神主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朱棣乃贡妃所生。当时朱棣删除痕迹的时候遗漏了这个地方。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最近的一个事件。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新书《杀死骑士团长》中说到:“有说法称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死亡人数是40万,也有说是10万人,但是40万和10万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日本在近代,尽可能的删除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并极力否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可是那又怎样,信息是删不干净的!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在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心里,永远也无法消散。
杀害了我多少同胞,你可以造假!但是你永远也无法掩盖你的罪行。你只能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谎言、一个接一个的新罪行来延缓你遮羞布的寿命。
略微跑题,请原谅我啰嗦的话语和一点点微薄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们再回到朱棣身上,当他使用他的缰绳,已经无法勒住疾驰的马匹时,他只有动用他的另外一件物品——马鞭,即暴力。
登基后,他命人将黄子澄一家全部逮捕。黄子澄在他信仰的儒学原则面前未能后退半步。朱棣就把他双脚双手砍去,剁成肉泥;
礼部尚书陈迪在他面前骂不绝口,朱棣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回答:“忠臣孝子之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时凌迟处死;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至双耳。他为方孝孺发明了“诛十族”的刑罚,将与方孝孺有关的八百七十三人全部杀死。
很侥幸的,历史上留下了他来不及销毁的嘴脸:
当内侍告诉他,几个女眷怀孕时候,他兴奋地说道:“由她,若生下的是个女孩,将来又是一棵摇钱树呀!”
讲到这里我不忍心再继续描述下去,仿佛这些残忍的画面依稀浮现在我的眼前。怪不得明朝灭亡之后,许多人把明亡归于人心,在永乐年间的人性已经跌落谷底。
顾炎武认为,中国人性发生扭曲的时代正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之时的殉建文者。
学者张宏杰认为,就像流氓残害他人,并不是为了取乐,流氓行凶,往往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加害他人的能力,从而使别人畏惧。
在能够利用道德这扇面具时,他绝不会露出他的獠牙。然而,当谎言和“仁义”无法完全为他遮挡羞耻时,他只剩下暴力这一条选择。
就像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在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面前,也会迅速投降;蒙古的屠城策略,也使得很多城市不战而举起白旗。
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在暴力面前驯服。直到近代,在侵略者面前,我们开始顽抗,怪不得人们都说,“抗日战争时期,才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真正的崛起。”
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再为了某个统治者而战,也不再为了某个利益集团而战,而是真正地为了自由,为了民族,为了自己而战。
但他还有几件事没有办完,他是史上第一个成功造反的藩王,但他绝不想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不能再给藩王任何权利。于是从永乐年间开始,藩王们就像猪一样被朝廷圈养起来。
“圈养”这个词,用的毫不夸张。后世的藩王可怜到什么地步?
藩王在封地,如果得不到地方官的允许,连在清明给他爹上一炷香都不行。不许喝酒、不许赏人银两。甚至一些百姓的权力都享受不到。
朱棣说:“朕有办法!迁都,以后朕亲自守卫国家!”于是迁都北京,五伐蒙古。从此,“天子守国门”,成为了明朝的惯例。这也为明朝日后的“土木之变”留下了伏笔。
篡位者往往都是大有作为的君主,这个名声就像一个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明君。
他与《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不谋而合: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的事业和非凡的举动。
这些行动间没有缝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能够利用来反对他。”于是五征漠北、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一件件丰功伟业接踵而至。
为了保持他明君仁义的面具,他恢复了被朱元璋罢黜的锦衣卫,而后又设置了东厂,假借他们之手大搞特务统治。他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了好处。整个国家活在恐怖之中。
晚年间,一次偶然的失控,让他的本性再次暴露无遗。后宫一次争宠中,一位侍女被屈打成招,承认曾经想加害于皇帝。盛怒之下的他,活剐了两千八百名宫女,并每日亲临观看。
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哦,原来当时的魔鬼并没有改变。
佛家常说,善恶有报。以前我经常对这句话产生怀疑,因为我看见很多好人,去世得很早。而有很多的恶人,不仅仅活得潇洒,而且活得很长。
直到我听到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其实,在你作下恶事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得到了报应。它已经在你心里埋下了恶的种子,并且不断的生根发芽。
其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说,只要你停止作恶就能“成佛”,而是能够坦然地承认、面对之前所犯下的恶性,并且改正。就好比同样的二战的法西斯德国。它的总理,数次在波兰人民的墓碑前跪倒,忏悔。
真实的历史,不会抹去他们的罪行;但是宽容的人性,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他们。
回顾永乐大帝一生,有很多不可描述的残忍画面,也拥有可歌可泣的功绩。至于是人性的使然,还是历史的逼进;至于他是功是过,我都无权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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