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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如野火春风，燃遍四方。其中，如星海所言：“救亡歌咏运动已成为了全民抗战力量的一道铁的支流。”进步歌曲大批涌现、广为流传。而靡靡之音如《桃花江》、《特别快车》、《毛毛雨》等渐渐被人们唾弃。在抗日浪潮中，武大于1935年由学生们自发开始成立了歌咏队，组织学唱救亡歌曲。
1935年，中华民族危亡局面更加深重，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向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公然容忍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用“华北自治”的名义分割我中国。在华北形势已万分危急之时，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救国的热潮很快涌向了全国，拉开了抗日战争全民总动员的序幕。
12月20日，“武大歌咏队”第一次跨出校园，走向社会。武昌大中学生第一次统一行动，举行示威游行，但遭到政府封江的阻扰。学生们便集合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一部分同学冲破阻力，乘小木船过江，与汉口的中学生汇合。其余学生顶着寒风、彻夜坚守街头。武昌城内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
这次斗争也让救亡歌咏活动的威力开始深入人心。
36年冬，汉口的一些中学生组织了“
37年上半年，武昌“省高”、“育傑”等中 学的学生
抗战的炮声一经打响，救亡歌咏运动便爆炸性地开展起来。工厂、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到处一片“
在夷玛路和洛加碑路的交叉道口的基督教青年会。
当时，汉口“
此时，歌咏队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武汉建立。短短的几个月内，我先后在
抗战爆发后，武汉和全国的救亡歌咏运动迅速开展，《大家唱》歌集的诞生和发行量之大，从一个侧面可作见证。
抗战初期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救亡歌曲集《大家唱》
冼星海作《大家唱》第二集序
那是37年11月，星海到武汉没多久，一次来我家。我送给他一本《大家唱》第一集。他表示感谢，翻看着目录说：“选了我这么多歌？”我回答：“都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歌曲，可能你的曲子多一些。”接着我向他介绍了出版歌集的经过，并请求他说：“张光年先生为《大家唱》第一集写了序，他作的歌词比较多。现在第二集已经在排，即将付印。希望你在百忙中为第二集写篇序，你作的曲比较多。”星海微笑着点头同意了。两天以后，他特地来到我家，把写好的序文交给我。为《大家唱》第二集增色不少。
由光未然先生作《大家唱》第一集序
光未然先生青年照
注：此处本人插上一句，一些媒体和文章甚至电视剧，将星海伯伯和家父等对他的称呼写成“未然”，是错误的，平时好友对他的称呼是“文光”，这是他的“字”，当时以字称呼是习俗。顺便说一句：光未然先生一生所用名讳都带有“光”字，这让人联想到他对民族的愿望。
抗战初期，唱救亡歌曲的人越来越多，而书店出售的歌本为数很少，供不应求。《大家唱》歌集出版后，在武汉、广州和很多城市中风行一时，曾多次再版，发行量很大。对推动抗日歌咏运动起到一定作用。实际上，确切地说，《大家唱》歌集正是武汉歌咏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
令人费解的是，到了38年下半年，突然一股
在武汉期间，星海不时有新作问世。其中多数在“
1938年春，星海在我家创作
大概是38年6月的一天，我去到精武体育会，
这首新作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便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有时重复地试唱。一边唱着，星海一边不时地问：“
我曾有过多次机会听星海试唱他的新作。对得意的作品如《新中国》，
《在太行山上》经他多次修改，又
1、全曲速度中庸，但副歌第二遍重复时稍快。
2、每次唱到“气焰千万丈”句时，他习惯性地姿势微微变动，如昂首、挺胸、这里是出现最强音。
3、最后二句“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两次︱551︱均有停顿，唱成
4、 最后一句“我们就要它在那里灭亡”，原稿上有
我家住在汉口大智路口公新里，交通方便，楼上有一间空房。武大同学
很自然，他们在我家都认识了星海。在革命生活实践中，潘琪满腔热情地写了《游击军》歌词，并交给星海请谱曲，星海接受了。那天，李行夫、潘琪正在我家时，星海来了。潘琪问星海谱好了没有，星海因一直很忙，还未曾提笔，但歌词却一直带在他身边。他当即从衣袋里取出词稿，在客房里坐下，拿了一支铅笔，一面看着词稿，足尖触地，两腿弯曲，耸起膝头，将词稿平放在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一面用笔在歌词间迅速划分小节，定出强弱拍。然后，几乎是毫不停留地用简谱连续书写，一气呵成。
好快呀！难以相信这是在“作曲”。“五分钟！”我们三人从头到尾欣赏了他即兴曲的创作表演。使我不禁想到传说的贝多芬创作“月光曲”、舒伯特创作“小夜曲”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
潘琪在《<游击军>及其他》一文中这样回顾这首歌的产生过程：
“……这一年 10月下旬，武大成立了“游击战争训练班”，请了两位刚被国民党释放出狱的红军干部担任教学和训练。
11月又在“游击战争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大学抗日游击大队”。有一次，游击大队演习夜行军，分两路同时由珞珈山东西两侧攻上山顶，以山顶的水塔为目标占领阵地。很快，我们完成任务，攻上了山顶。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很想引吭高歌，但却未能找到合适的歌。回到寝室，我连夜起草了二首游击队的军歌，随后一并交给了星海同志。请他考虑能否谱曲。
过了十几天，我来到了主办歌咏队的曾昭正家。曾昭正是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但他爱好音乐，歌喉也好。通过领导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被吸收为武大青年团 的团员。李行夫原来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也积极参加歌咏活动，抗战后他和曾昭正俩人合作编了救亡歌曲集《大家唱》，我画了封面。这本歌集，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学生更是纷纷购买。
我正在曾昭正家，星海同志突然推门而入，我立即问他：“那两首歌词行吗？”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等等。”他从他那件陈旧的西服上衣口袋里拿出我的一个歌词，胸有成竹地一边看着，一边在屋内来回踱步，轻声哼着，另一只手拿着香烟挥动着，在指挥似的。他走了几个来回之后，突然回到桌上，迅疾地拆开一个烟盒，用手抹平之后，就在背面谱起曲来。没有几分钟，他就谱好了。他说：“等我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接着，他又点燃一支烟，对着那份歌谱，又来回走了几趟哼了几遍，告别走了。
又过了几天，他拿着这歌谱到了武大，这时，曲谱又加以二部已变成二部合唱了。我们把这个歌谱抄在黑板上，他就开始教唱了。他是把这支歌当作进行曲来教唱的，歌的开头用“嘁嚓”这些象声词来象征游击队在日夜行军，并且由远而近，当歌曲到“拿他的粮草大家用，抢他的军火要他命”时，全曲进入高潮，到“我们老百姓，三个五个千万群”时，又由近及远，象是抗日游击队走向远方，深入敌后去了。
这首歌曲不久就刊登在《大家唱》上，很快地流传到全国各地。第二年6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不但批判了国民党对抗战悲观的失败主义论调，也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我立刻发觉歌词中有一句不妥，那就是“干上一两年把强盗们都肃清”，可惜那时我已经去农村，准备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来不及在其他地方纠正这首歌的歌词了……”
晚年l老战友在武师我家重聚。从左至右：李行夫、潘琪、朱九思、曾昭正
《游击军》节奏鲜明，旋律优美，特别是后段“
这首歌很快在歌咏队传开，是经常表演节目之一。《游击军》在当时流传极广，鼓舞了成千上万在敌后浴血战斗的军民。
3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我这段回忆记事，并不是说星海当时的作品，要借助江定仙当时的赞赏而得到肯定。那当然是不必要的。我指的是：和某些人所区别，
星海在武汉作过成百首曲子。像《游击军》这类即兴曲为数总不会少。可能很多并未留下手稿。有些恐免不了都已失传。
《顶埂上》是“海星歌咏队” 在歌咏大会上表演的传统节目，由星海亲自用
不过，星海固有的乡土音素也给他带来一些困难。有一天，他在我家里和大家一同试唱《新中国》，当他唱到“要国民
因星海常来我家，和我家的人也渐渐熟悉起来。大家都称呼他洗先生。我家的姐妹、小弟都参加了歌咏队。歌咏队里有些小青年也是我家的常客，因此我家客房里经常有歌声，还有人在学指挥。每逢这种场合，我的三岁小外甥
他很喜欢小孩。我家有一部黄包车，有两次他来我家玩时，
有一件事须要澄清一下，80年，我看到武汉报纸上的一篇报导说：星海过去曾经住在“老通成”，在那里作了几十首歌曲。这是带点浪漫色彩的误会。原来，当时我父亲经营着的一个小吃店“
不过，作为“通成”的顾客，星海可能有过多次，当时住在隔壁大智旅社的
38年上半年，一音乐刊物登载一篇谈歌曲词曲配合的文章。其中提出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的“不”字位置不当。主张把第一句“起来，不愿做------”的“不”字位置从弱拍上移至下一小节的强拍上来。因为“不”字是实词，不宜配在弱拍上，以免产生相反的效果。
我和李行夫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样改是对的。于是我们就在几个歌咏队推广这种改变的唱法，但群众虽然懂得，唱来唱去还是唱回了原来的唱法。偶然有一次，我们向星海谈到有些翻译歌曲配词位置存在明显错误等问题时，也提及了这件事。
当他听明了意思后，一时竟沉默不言。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
这以后，我们体会了冼星海的指导，我们认为：除非有意将“不”字唱得很弱，否则，一般的唱法并无不妥之处。把“不愿做”三个字唱成偈三联音同等强度音，只要稍微注意就更好了。而且，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作品，正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真正的涵养和水平。
星海留学法国时，曾从师学习过
星海从不主动向人提及他留学法国的经过，有时言谈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他往往有意回避，或表示厌烦。因此我们未敢探询所以。只是从第三者那里，甚至是从发至阴暗角落的谗言里，知道一点情况。
偶然，有一次在歌协开会，当有人提到星海在法国勤工俭学取得成就时。坐在身旁的星海用肩膀挤了挤我，语重心长地说：“
仅有的一句话。我平常理想象，所谓勤工俭学的苦，免不了是每天洗很多盘碟，挣钱交学费而已。直到解放后读到出版1940年从延安他的寄后方的自传体书信后，才体会到这“苦”字的实际上是“
以上提到的两件事也许彼此并无联系，但每当我努力在回忆里搜索是否有过他拉小提琴的印象时，总不禁立即联想到他在巴黎的遭遇。
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武汉曾写下光荣的一页。
大会会场设在一片崎岖不平的空场上。是日，天空晴朗，阳光充足。下午二时，大会开始，
大会结束后，汉口方面来的人沿途呼着口号，乘轮渡过江。到汉口上岸时，已是万家灯火。起坡后，一部分人向北方向分散回家了。大部分人则自然形成一支大队，沿中山大道向南继续举旗游行，高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当大队在前进中、还
第二天，一个学生跑来告我：“青年歌咏队的
关于这一事件，到底造成多大伤亡，众说不一，无从查询。那天领头进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平津流亡组织。据“业余歌咏团”的一位小青年说，听到枪声以后，秩序大乱，在民生路一棵树旁边躺着一个人，很多人围观，因为是晚上，不容易看清。
两年前，北平反动当局曾经用水龙冲击示威游行的学生。想不到，到统一战线形成、全面抗战的今天，竞有人敢逆潮蠢动、对群众开起枪来。真是反动透顶，无耻之极。
革命的航程远非风平浪静。在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一股暗流无时不在伺机兴风作浪，搞小动作。每次救亡文化活动或集会，总有那么一两个挂着冠冕堂皇牌子的这个队、那个队也混迹进来，一套灰色制服，仪表堂堂，张口就是“效忠”“一个领袖”，他们从不唱“救亡进行曲”，提到“救亡”二字，有如挖他们的逻辑。有个别这类人，还削尖脑袋钻进了全国歌协，照相时，他死乞白赖挤到头排中间。“我最讨厌这种人”“他不是为了歌咏运动来的”星海说，并避开了他。
附注 武大进步学生的秘密组织，初成立时全名为“武大青年救国团”，后来成为共产党地下的外围组织。
“海星歌咏队”是星海同志在汉亲自辅导成立的歌咏队，队长是万迪秀先生。
“通成饮食店”1938年武汉沦陷前被迫停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老通成饮食店”，即后来颇为著名的“老通城”。
“大智旅馆”位于通成的楼上和后来的老通城宿舍处，1938年曾免费接待了演剧二队的男女演员们。星海日记中多次提到在该旅店中活动和写作的情形。“大智旅社”后来被毁于轰炸。
汉口青年会中学，可能是指的“蜀光中学”——曾宪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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