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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进行永恒的探索。他们中，曾经有个人叫谭其骧。
1992年早春的一天，葛剑雄在处理他的老师谭其骧的信件时，看到一封发自美国传记研究所的信，通知谭其骧已入选“500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
此时，谭其骧正躺在上海华东医院三楼的一间单人病房中。小半年前，那天谭其骧跟葛剑雄通完电话后，一个人在家吃午饭，突然从座椅上向右侧倾倒，昏迷不醒。
葛剑雄将美国来信放在老师眼前，大声告诉他这一消息。谭其骧和平日一样紧紧攥着葛剑雄的手，嘴里发出谁也无法理解的声音。他究竟有没有听明白，这是葛剑雄无法判断的。半年后的8月28日，谭其骧离世，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虽然在学术界，谭其骧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但一生低调的他，并不为更多圈外人所知晓。
这个画了半辈子地图的人，离世后名声日隆。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以规模宏大、考证严谨而闻名于世，作为我国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反映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演进过程。
这部地图集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岛屿等约7万多个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因其内容完备、考订精密、绘制准确，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的翘楚。
这不仅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科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葛剑雄看来，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离不开时间这个坐标，万物都有各自的过去，并且随时在产生新的过去，历史学有永远做不完的课题。同样，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离不开空间这个坐标，万物都有各自的空间位置，并且都在不断改变，地理学也有永远做不完的课题。
而能将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认识和研究的，只有处于其中的人。只有人，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进行永恒的探索。葛剑雄说：“这些探索者中，曾经有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
我是1958年考大学，因为数理化成绩好，就报考理工科，这是当时的风气。我的本科是福州大学探矿专业，说白了就是挖煤，是最苦的工作。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岳阳当助理工程师，一干就是15年。如果1978年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我现在应该是退休了的高级工程师。
那年全国报考谭先生这个专业的，有几十个人，其中有历史系毕业的，有地理系毕业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毕业生，但考试结果是我和葛剑雄成绩最好。我的大学本科跟历史地理完全没关系，葛剑雄更是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当了十多年的中学教师。我们都是通过自学，在历史地理方面打下了基础。
谭先生对我的面试成绩相当满意，因为我指出了王伯祥《史记选》里的一个注释有问题，他把“右泰华，左河济”中“泰华”解释为“泰山和华山”，我说我觉得“泰华”是指大华山，因为边上还有少华山，我还引了《山海经》里的话作佐证。谭先生当时觉得很奇怪，一个工科生居然能推翻王伯祥的注释。
1980年底，我在《历史教学》上看到几条《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试写条目，其中“北京”一条我觉得信息不完整，就告诉了谭先生，他鼓励我写下来，后来还在杂志上刊登了我们的通信和我所作的补充。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条目正是谭先生写的，但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还说一个人的学问总是有限的，我很受感动。
谭先生对研究生采用启发式教育，除了讲授历史地理要籍像《禹贡》《汉书·地理志》和历代正史地理志，一般不上什么专业课，但他很愿意跟学生交流，经常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你们得靠自己学。他最关心的是学生如何超过自己，所以每次听到跟他不同的意见，总是加以鼓励。他说：“我当然要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更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步？”
谭先生对我而言，是一世之师，而不是一时之师。他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有的老师只领你入门，有的老师则伴随你的一生。
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左起：周振鹤、谭其骧、葛剑雄
谭其骧与周振鹤
同时，地名是在不断改变的，历史上存在不同时期同名异地和同地异名的现象。即使同名同地，它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也不一定相同。就连同名的县，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有不同的辖境，比县更高级别的郡、州、府、省的辖境的变化就更大、更频繁了。即便是专业人员，也无法记住这么多地名，需要查阅地名辞典等工具书。但如果想要知道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地点和地域范围，就非借助历史地图不可了。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过《历代舆地图》，内容比较详细，凡见于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都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不过杨守敬的地图是以木版将分别代表古今内容的黑红两色套印在纸上，共34册线装本，而且将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翻检起来相当不便。再者，杨守敬地图上的“今”是清同治初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许多州县的名称、治所已不同于50年代的“今”了，必定也会给读者带来许多麻烦。因此，他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该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加以改造。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就把这两件事都交给他负责办理。
高教部致信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陈校长亲自来到谭其骧的寓所，要他春节后赴京报到。谭先生既感兴奋又觉突然，根据他的经验，校绘杨守敬地图的工作量会很大，并非一年之内所能完成。
后来果如他所料，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很快完成，而改编《杨图》则需要延长时间，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便改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
谭先生的意见得到了侯外庐、恽逸群等人的赞同，但吴晗支持前一种意见，他可能想尽快完成毛主席交办的任务，谭先生的方案当然可以大大提高质量，但工作会旷日持久。
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多后，谭先生才回到上海。后来几年多次往返于京沪，工作中发现《杨图》的讹误脱漏，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既然发现了就不能不改正和增补。一直到1959 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吴晗同意重新设计方案，彻底抛弃《杨图》的旧体系，这对保证这套地图集的精确性起了决定性作用。
工作中的谭其骧
葛剑雄陪同谭其骧拜访周有光夫妇
当晚，吴晗在新侨饭店宴请与会主要人员，想到再过两三年就能完成这项大工程，可以向毛主席呈上一套他读史所需的历史地图集时，吴晗的兴致很高，频频举杯向谭先生劝酒。谭先生虽然明白余下的工作量还很大，但也为任务的落实感到欣慰，但他不会想到，这是他与吴晗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
但“文革”前只画到明朝，没有画清朝，因为与当时存在的边界问题关系太密切。恢复编图后，清图不仅要求先画，而且被当作重点。开始几个月由复旦大学一家搞，后来跟原来的协作单位联系，邀请它们参加。各单位的分工基本上同“文革”前一样：中央民族学院负责东北，南京大学负责北方，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负责西北，近代史所负责西藏，云南大学负责云南两广，复旦大学负责海疆。复旦不仅负责汇总，还派人去参加民院、民所、近代史所的编绘工作。
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不少人还没得到解放。有一次在上海开会，谭先生见到了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一问才知，方国瑜事先一无所知，是从“牛棚”直接去火车站的，他还以为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新的审查。
但由于中原王朝的疆域盈缩一般不会在同一年代中出现，往往在某一方向达到了极盛，另一方向却缩小了，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必定要将属于不同年代的疆域合在一幅图上，以拼凑出一个“极盛疆域”来。
为了使明图能显示明朝的极盛疆域，有人建议将其标准年代改为宣德三年，但这样做也未必能达到目的，于是一部分人提出干脆取消标准年代。最终讨论决定，仍用宣德十年，但边界要画极盛版图。
当年11月，地图出版社向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去了“请协助做好《中国历史地图集》发行工作”的公函，表示经各编辑单位商议，决定用“中华地图学会社”名义出版。图集全套共分8册，分8开精装、8开散装、16开普及本三种。除编辑单位和社内样本等留精装400套、散装100套外，其余分发到全国地师级单位，或凭地师级介绍信供应。
当时没什么书可买，地图集很快发售一空。陕西师大教授史念海后来跟谭先生说起，他到过一个师级单位，负责人说，上面配下来一套什么地图，是保密的，因此专门派了一个人保管。他请史念海看看，这地图到底有什么用。史念海一看，就是这套《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封信批转给中宣部后，有关领导批示同意。随后谭先生开始考虑修改方案，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他详细罗列了需要修改的地方。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方案，其中总图和分幅图的具体修改意见，实际上是对“文革”所造成的错误的全面纠正。
另外，地图集因涉及台湾、疆域、与邻国关系、少数民族等敏感问题，使得修订和审定花了较长时间。谭先生始终坚持一点，要根据历史事实来画图，绝不能违背史实。
1986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主持的讨论会在北京举行，经过一天半的讨论，有时是很激烈的辩论，最后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在第8册后记中写明：图集系学者研究成果，不代表政府观点，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图上只能表示其中一种。
在场的人都知道，谭先生为图集作出了最大的奉献，但他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那些年里，除了外出开会或活动，谭先生每天的安排一般都是白天到校工作，中午有一段午休时间，晚上工作到深夜，甚至黎明。我查过他1955年到1965年的论著目录，这期间他发表的论文只有12篇，而1956、1957、1958、1964这4年完全是空白。谭先生把他44岁之后的学术研究黄金岁月，都贡献给了《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指出：“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领土的历史。”
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伏案工作写作到凌晨，即使是中风后左半身不遂仍然如此。每年只在除夕夜与子女们玩一次清光绪年出版的拼图游戏《益智图》，午夜钟声一响，子女们入睡，他继续伏案工作。
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研究学问，因为在内心深处，他时时都在穿越千年的时光，在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他以此为己任，终身以此为乐。
可以说一辈子在大学里过日子，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教的是历史，教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
20世纪40年代，谭其骧、李永藩夫妇和孩子们
父亲曾说过，有人以为搞历史地理的人记忆力一定很好，其实他的记忆力并不好。但汉朝1500多个县，大部分他都能记得属于哪个郡国，在什么地理位置，因为几十年来他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
我45岁时从工业系统调入上海博物馆从事学术研究，父亲叮嘱过两件事：一是要勤奋治学，绝不能浮夸; 二是不能收藏文物。41年来，我始终牢记他的嘱咐，科研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从没收过一件文物。
遗憾的是，我们兄妹四人没人继承他的事业。我毕业于上海交大，学的是铸造专业，毕业后从研究现代铸造转而研究古代青铜器和艺术铸造，才算与历史沾了点边；大妹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学企业管理；弟弟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去新疆石河子财经学校读了专科，在上海动物园退休；小妹比我小10岁，小学毕业后被招进上海市体育学校练投掷，“文革”期间到长兴岛成为上山下乡知青。
谭德睿夫妇在谭其骧铜像前
后来我曾问他，如果当时找到了组织，会不会继续参加革命？他说当然。我又问他，面对白色恐怖，就不害怕吗？他说，当时一点也没想过。
从1982年底开始，他牵头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困难。但谭先生一如既往，为此倾尽自己的全力。
但在1991年10月，他昏迷前几天，日记里都记着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1992年8月下旬，他进入弥留阶段，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先生，你放心，地图集的事，其他的事，我们会做好的！”
青年谭其骧
青年谭其骧
这话给我极深的震动。这不是一般的谦虚之词，而是真正有学术底气的学者才会说的。同时也教育我，无论什么时候，在无涯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切勿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其实谭先生是跨界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家，因为他是研究历史的。他毕业于暨南大学社会历史学系，主修历史，在燕京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导师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后来在多所大学教中国史，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发表过上百篇论文，不少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出版时，他是列入条目的为数不多的在世历史学家之一。
同时，他也是自然科学家，因为他还研究地理。1934年，他跟导师顾颉刚一起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同时出版《禹贡》半月刊。他在辅仁大学教的第一门课是中国地理沿革史，这门课后来发展成中国历史地理学，他一直教到晚年。他同样被列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也是列入条目的少数健在的地理学家之一。
正因如此，谭先生生前曾戏称自己是“两栖动物”。
谭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已有了“两栖”的倾向：有旧学根底，却一度醉心于新文学，发表过小说；读过英语专业，又转学历史，同时对地理情有独钟，兄弟间常以背诵地名并记忆方位比高低。
这是由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而地理本身就包含着自然和人文两大方面，涉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或者说跨文理两科。更确切地说，谭先生自觉地选择了这样的学术使命——在时间、空间、人类这三维结构中探索真理。
他在担任《历史地理》主编时，在所审阅的稿件上经常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在他最擅长的疆域政区方面，他都没留下一部书稿，长使后人扼腕叹息。好在去世前一年，终于拨冗写出了4万多字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图说，才稍稍弥补了这一遗憾。
谭先生真正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集体事业。其实在历史地理之外，他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来不及发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总在想，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开的，而不是将墨水倒光了，靠空谈度日。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经常有人会问，你做这个有什么用？我说，学问的东西不管有没有用。也有人帮我们说话，说无用有大用。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学问是不管有没有用的，不是说因为“无用有大用”，我们才去做。学问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解决它，要去弄清楚其中的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责编：章佩林
编辑：徐佳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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