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徐僖教授(徐僖 四川大学)

时间：2023-04-17 浏览：38 分类：娱乐资讯

5月22日晚，为献礼百廿校庆，太原理工大学官微发布了阎维文老师演唱的《太原理工大学校歌》，

文内配图用了郑强教授于2022年春的校歌书法作品。

其实此前郑强教授也曾在网络上发布过自己的书法作品。

去年9月，在2021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郑强教授在开幕式演讲的报道中，就展示了他的书法作品。

2021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开幕式演讲

2021年初，郑强教授在《不忘恩师，追忆我的人生导师徐僖院士》文章结尾处写道：“在纪念敬爱的徐僖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敬书‘追求真理赤诚报国做人高山仰止，奉献科学泽被后生为师杏坛丰碑’！”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郑强教授这篇怀着对恩师的无限景仰与深情怀念所写下的《不忘恩师，追忆我的人生导师徐僖院士》一文。

不忘恩师，追忆我的人生导师徐僖院士

在纪念我敬爱的导师徐僖院士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心情难以平静，特写此文，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无限景仰与深情怀念！

我有幸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我更有幸在我成长过程中得益于浙江大学杰出学长的培养和教诲，他就是中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四川大学徐僖院士。

1982年我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处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工作。我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见到徐僖先生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被人们称为“晨光院”，是我国化工新材料领域顶级的研究单位。提及徐僖先生，那里的人无不充满敬佩。

徐僖先生是研究院的科学顾问，时常关心研究院的发展。1983年徐先生到晨光院讲学，我第一次学习到关于“高分子力化学”的概念，第一次知道了“流变学”的神妙。待讲学结束后，我走到徐先生面前，激动、感动，溢于言表。当得知我是浙大毕业的学生时，徐先生亲切地称我是“浙大小学弟”，说“我们都是浙大的学子”。现在回想起那一次见面，我想我一生受教于浙大、受恩惠于浙大，恐怕是上天注定的事——本科毕业于浙大，后来的硕士、博士又师从于一位对浙大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浙大老学长。

1985年我考上由晨光院委托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徐僖先生任所长的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由于我的努力学习和好的表现，毕业时，徐先生与晨光院协商将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之后我于1990年考上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91年徐先生推荐我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著名学府京都大学学习。在时任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主席、日本流变学会会长升田利史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聚合物流变研究的博士论文。1995年我留学回国后，当浙大提出希望我回母校任教时，徐先生对我讲“只有浙大要，我才让你去；要是其他单位，我是不会考虑的。这是支持母校，回报母校”。

徐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他对浙大的深厚情谊。爱的程度如何形容呢？怀念、惦记、追述，用来描述徐僖先生对浙大的爱太平常。“跟我们浙大比一比看？”。“我们浙大的做法就不会这样！”。一位阔别母校五十多年的人对自己母校如此的情感是实属不多见的！我想，用“爱在骨子里”来描述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是恰如其分的。

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源于他在浙大的求学。他对竺可桢老校长无比景仰，对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浙大的求学经历无比怀念。

徐先生1940年考入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第一年在永兴，第二年到湄潭，1944年毕业于遵义浙大化工系。徐先生对我讲的最多的格言就是“饮水思源”。其实就是教育我一辈子要感激贵州人民对浙大的恩情，教育我要永远记住浙大母校的培养。

徐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对事业、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现在我在浙大做了教授，我对学生的严格实际都是学徐先生的榜样。仅举例一二：一是徐先生对文字要求极为严格缜密，我对先生的英文写作文笔的流畅和表达无比钦佩。一篇稿子不管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都是改得密密麻麻，逐字逐句推敲。记得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做英文的Poster，我改了几次，以为可以完成任务了，可还是被徐先生退了回来。二是我现在寄文字稿都要将钉书钉敲平，也都是照着徐先生的样子做的，目的是防止上下文稿被凸起的钉子划破。我的学生们都觉得这样做寄出的稿美观、平整，都时常好奇地问我何时有这一窍门。

我们的学生时常在背后赞许我几句，“郑老师岂止口才好，文笔也了得”。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祖师爷徐僖先生教的”。我与徐先生最像的恐怕就是办事的“急性子”了。这个“急”实际上就是办事追求快节奏、高效率。徐先生布置了一项工作，是“追”着、“推”着你去办。稍有耽误，先生就会批评。现在我的研究生最怕的就是我“追”着、“赶”着他们做事。

若干年前浙大老书记张浚生教授在访问西藏途经成都时专门去川大看望了徐僖先生。回到浙大就说：“郑强跟他老师徐僖教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徐老先生的模子倒出来的。”是的，徐先生的风格、思想，乃至举止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谈起我自己从1995年回母校任教之后的十多年间的成长和学术发展，不少同学和朋友戏称为“坐火箭”，他们说的也许是我的某些职位和头衔晋升和变化。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从讲师到正教授的晋升。随后又成为系主任、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实际上就1978级的我而言，无论是资历和年龄，与许多一直在高校特别是像浙大这样高水平大学以及中科院里正常成长的我的同辈相比，获得这些也属正常。但恰恰是我自1982年从浙大毕业十三年后回母校时的起点与他们相比太低，他们中不少已是教授、博导，而我才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讲师。

因此，我常问自己，如没有徐先生的教诲，如不是徐先生推荐我回母校任教，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如果说“肯定不能”似乎有些言重，但说“不确定”，或“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不为过的。由此，我要感激我敬爱的导师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把我领进了流变学领域并推荐我出国留学，在国际流变学权威日本京都大学升田教授那里获知并学到了先进的流变学概念和方法，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站到了新的起点。

2012年我到贵州大学任校长，徐先生得知后，专门打电话给我。他深情地说道：“上世纪日本侵华的战火，迫使浙大西迁办学，贵州人民、遵义人民、湄潭人民养育浙大师生，恩重如山。几十年过去，我们浙大人仍铭记于心！您去贵州，就是代表我们浙大人去的，一定要带着深情去，带着责任干，干好！”在贵州大学执校的四年半，我时刻牢记徐先生的谆谆教诲，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得到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贵州大学广大师生好的评价，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我“贵州高等教育特别贡献奖”荣誉。我将贵州奖励的五十万元全部捐出，设立贵州大学奖助学基金，获得社会各界与浙江大学校友们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各界纷纷奉献爱心，基金总额超过一千万！

2013年2月14日正月初五，我驱车从贵阳赴成都四川大学校内徐先生家中看望恩师。交谈高兴之余，徐先生提出与我照一张合影。万没想到两天后，徐先生仙逝。据徐先生家人称，此为徐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在纪念敬爱的徐僖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敬书“追求真理赤诚报国做人高山仰止，奉献科学泽被后生为师杏坛丰碑”！

敬爱的徐僖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