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调查统计表明: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养育成本分别为102.6万元和96.9万元。广东深圳养育三个孩子至成年分别需要65.3万元、51.4万元和39.1万元,共计155.8万元。
图/视觉中国
得知意外怀上三孩时,27岁的邱可整个人都蒙了。大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她的前两胎都是剖腹产,儿子三岁,女儿才刚满八个月。瘢痕子宫三剖难度大、风险高。
纠结随之而来。她开始寻找各种蛛丝马迹,试图将其解读为上天的安排。老二出生于2021年5月31日,也就是三孩生育政策官宣当天。襁褓中的孩子甚至还用手指比划了一个“三”,被邱可老公拍了下来。
邱可家的三孩出生时比了一个“三”受访者供图
“怎么说也是个小生命,有点舍不得。”那天,夫妻俩从傍晚商量到凌晨两点。邱可突然问:“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要他呢?”
精细化养娃的年代,实际花费当然远不止此。我们采访的几个三孩家庭都表示,
高昂的育儿费用和时间成本、为照看子女而牺牲的发展机会、一家老小的住房需求……三孩家庭所需面对的,并不是1X3的乘法算术题。当这一切发生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我很理解那些不愿意生的人。”邱可说,人生起起伏伏,有很多意外发生的时刻。生三孩就像一场博弈,实力、心态、运气,缺一不可。
“要是没有百万以上的积蓄,我们确实不敢要三孩。”邱可坦白地告诉我们。
生下儿子后,邱可就辞职开启了全职妈妈的生涯。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从事融资顾问的另一半,工资加上项目奖金每年在50万—100万元之间。虽不算大富大贵,但也是吃穿不愁,无后顾之忧。
0岁-3岁是育儿的“开荒阶段”,除了奶粉、尿布等日常支出,月嫂和育儿嫂的工资占据了大头。只有一个孩子时,邱可还勉强忙得过来,等怀了二胎就不得不请了一个住家阿姨,专门照顾老二,最初工资是每月7000元。按照市场惯例,三个月后涨到了8000元。由于供需不平衡,有些育儿嫂把孩子带熟后,就会立刻坐地起价,雇主不涨工资就跳槽。
再过一个月,邱可肚子里的老三也即将出生。她心里有预期,自己的身体肯定没有前两次恢复得那么快,因此打算再请一名月嫂照看孩子,市场价每月1.5万—2万元左右——月子里的孩子两三个小时就要吃一次奶,抵抗力差,对护理能力要求也更高。等六个月以后,再交由现在老二的阿姨继续带。算下来,
如果不是因为价格高得吓人,吴薇也打算继续请人照料。今年6月,她诞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晋升三孩妈妈。月嫂一个月工作26天,收费2.5万,吴薇请了三个月,觉得可以自己带娃了,结果却是焦头烂额——双胞胎作息不同步,刚把一个哄睡着,另一个又闹了起来。老大察觉到家中微妙的变化,也变得格外黏人,一直缠着吴薇问,妈妈,你为什么每天抱着弟弟?
吴薇家的三个孩子受访者供图
权衡之下,吴薇从老家找来退休的妈妈和公婆帮忙,全家上阵“对付”三个孩子。麻烦很快再次出现。吴薇一家在杭州的房子建筑面积124㎡,尽管没有还款压力,但三室两厅对于一大家子来说仍略显拥挤。
平日里,吴薇和老公带双胞胎的其中一个住,外婆带另一个住,女儿单独住一间,爷爷奶奶则租住在附近。假如再请住家阿姨,女儿就得和外婆挤一个房间。
置换一套大房子成了全家近期最紧迫的事项。今年5月,杭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更好满足三孩家庭购房需求。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在本市限购范围内限购的住房套数增加一套。
吴薇咨询后发现,
在《我支持生三胎》公益广告中,八位父亲回应了人们不愿生三胎的一些顾虑,其中之一就是“学区房太贵、买不起大房子”。片中,一名34岁的自由职业者对此表示,买不起大房子,就改造好小房子。客厅、餐厅一打通,就有了儿童的活动区。再把书房改成卧室,又多了一间房。
不过,大家对这一解决方案并不买单——“建议你睡地板,又多了一间房”“改成鸽子房,你可以生一个足球队”。网友的吐槽反映了当下生育观的转变。正如吴薇所说,中国父母已经从生七八个孩子时的粗放式养娃过渡到精细化养娃,尤其是会在大城市生三孩的中产家庭,肯定希望在能力范围给孩子最好的条件。
本文的几位受访对象,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都已全款购入起码一处房产,拥有大多数人眼中优渥的条件。即便如此,因为生育或计划生三孩,他们仍不可避免地为住房问题感到焦虑。
为了给孩子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正在备孕三孩的姚女士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和五个月的二儿子从北京搬回了老家太原。在她的规划中,等到三娃出生断奶,全家人再搬回北京。那时,大宝正好在北京上一年级。“一下子搬到小房子肯定不适应,实在不行考虑另租一套。”姚女士说,“为了小孩上学没有办法,肯定要做出一些让步。”
生育行为不仅是社会化行为,也是经济性行为。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统计委员会副主任王军告诉我们,城市女性在生育一孩时很少对生育成本和所需资源做前瞻式估计。
大儿子在私立幼儿园念了半学期后,邱可一家决定把他转回公立幼儿园。为了三个孩子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两人算了一笔账:假如按“豪华路线”培养,一年学费、学杂费、伙食费林林总总加起来快20万,读到高中15年一共300万,三个孩子就要900万。大学出国留学的话,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过来人”贝贝表示,三孩对生活品质的影响在所难免。前阵子换季整理衣物时,她才发现衣柜里清一色变成了优衣库。“一个很贵的包,十年前可能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现在也不是买不起,但总觉得没有必要。”
贝贝一家是“新上海人”,最小的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一线城市不存在“鸡娃”与“不鸡”的选择,只有鸡娃程度的高低不同。一个6天5晚的夏令营一般就要大几千,双语项目则要近万元。贝贝认识的许多小朋友,帆船营、冲浪营、音乐剧营,一个接着一个,暑假两个月时间,四五万就花出去了。
家长需要极强的意志和决心才能不被卷入“鸡娃”的潮流,即便像贝贝这种相对佛系的家长,“一项运动+一门乐器”也是每个孩子的标配。最近,孩子上下课的接送成了最困扰她的问题。以每周两次的游泳课为例,三个孩子年龄、水平不一致,只能分开上不同班级。有时两个孩子上课时间相撞,地点却南辕北辙,俩大人一人送一个,剩下一个没人带的娃,在后座昏昏欲睡。
《我支持生三胎》广告片,发布后被网友吐槽不切实际、缺乏女性视角
养育三孩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时间成本。也正因此,一线城市很难找到双职工三孩家庭。几乎所有受访的母亲都放弃工作成为家庭主妇,且不约而同地称呼伴侣为“队友”。她们表示,
研究生毕业后,贝贝很快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这与她前二十多年的人生规划截然不同。“从小父母一直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将来要朝九晚五上班。我读这么多年书,好像也是为了这一天而努力的。”
可贝贝深知,职场充满竞争与变数,作为三胎妈妈,想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机会十分渺茫。偶尔看到曾经的同学、身边的同龄人在工作上不断成长,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内心不免感到羡慕又失落。
每天晚上,等三个孩子全部入睡,贝贝都会和先生单独聊会儿天。筋疲力尽的时候,两人也曾躺在床上幻想,如果当初只生了一个,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呢?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访问了近900名上海市内育龄女性,发现一孩母亲获得职业晋升的比例高于二孩母亲。相关研究也表明,有两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比例高达50.98%,是同类男性的3.35倍,比育有一孩的女性高出17%。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工资下降约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多而变大。
车程颠簸,每次上车前,吴薇都会吃一粒“安宝”抑制宫缩,防止早产。保胎药更是常备床头。直到产前一周,她才结束“双下沉”任务,这是医院职称晋升前必须完成的工作,“都三孩了,不拼能行吗?”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虽然国家的生育政策不断放开,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生育意愿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
邱可承认,成长环境对她的生育观念影响很大。在广东家庭,多子多福的想法深入人心。母亲曾跟邱可提起,家里本来可能还有个弟弟,但当年计划生育抓得严,想生不能生。生邱可时就已经罚了好多钱,实在没条件再要老三。
从小,父母就教育兄妹俩遇到困难要互相帮衬,而邱可老公家也有四个兄弟姐妹。现在轮到小一辈,要多个孩子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虽然养儿不一定防老,但等我老了病了,肯定希望子女能陪在身边,而不是一个人去养老院。”从经济层面考虑,邱可预见到“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让独生子女未来的赡养压力很大,多生几个能够相互分担。
只不过,与一胎、二胎时收到的祝福不同,邱可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怀上三胎的消息后,评论区涌现出各种嘲讽的声音:你是只会生孩子吗?纯纯把自己当生育机器了?剖腹产还生那么多,不要命了吧……甚至有人一看到坐标广东,就阴阳怪气地说重男轻女。
不可否认,性别因素是生育三孩最常见的理由之一。王军指出,
在妇产科,吴薇见过太多生育困难,来拼试管婴儿的病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名40多岁的母亲,二胎剖宫时顺便做了输卵管结扎,等到三孩开放又来做输卵管复通,希望要个男孩。遗憾的是,手术并未成功,这位母亲转而求助试管婴儿技术。
与之相反,贝贝在连生两个儿子后坚持生了三胎女儿。姚女士的执念也是想要两个女儿。她告诉我们,如果老二是女儿的话,她反倒不会再备孕三胎。
对于另一些家庭来说,三孩更像是一场“美丽的意外”。吴薇检查出双胞胎时,也曾考虑过减胎手术,即在孕早期通过B超引导,用穿刺针吸出胚胎组织。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她曾见证过不少病人减胎,但轮到自己时,心里总有点舍不得。“他们俩像是上天的礼物,国家也鼓励多生。”
吴薇怀双胞胎时的B超图受访者供图
王军认为,
半个世纪以来的生育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几代人的生育观。如今,一说到家里有四五个孩子,很多人最先联想到的还是愚昧落后、重男轻女、缺乏避孕意识。“虽然现在放开了三孩,但总体上还是生育限制性思维,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种生孩子多了不好、孩子是负累的倾向。”
2016年年初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后,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超过1700万。但从2018年开始就持续大幅走低,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仅1200万人。三孩政策对于提振人口增长的效果仍有待观察,不过,从2021年1062万的出生人口总数来看,形势不容乐观。
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中称: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曾在4月表示,中国人口最快今年就将进入负增长轨道。
王军分析道,未来的人口政策有两条路径,一是继续循序渐进式地放开四孩、五孩,好处是能避免部分专家担心的“生育率大幅反弹导致的出生人口堆积”;二是跳出既有框架,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将更多生育自主权交还至家庭本身。无论哪一种,其内在基本逻辑短期内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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